吴思科：中东局势剧变震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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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是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地区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能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对世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伊始，中东地区接连几个国家发生大规模群众抗议游行，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政府更迭，这里的剧变震动世界。

动荡起源于一向被认为平稳和相对繁荣的突尼斯。在连续20多天突尼斯民众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中，现年74岁的本·阿里结束了对突尼斯23年的统治，于今年1月15日凌晨宣布解散政府后仓皇出逃，流亡沙特。突尼斯风暴的外溢效应迅速扩散，民众抗议浪潮在多个阿拉伯国家涌动。1月25日，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数十万埃及民众走上首都开罗以及亚历山大、苏伊士等城市的街头举行抗议游行，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他们的口号是“要面包，要自由，要社会公正”。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浪潮压力下宣布解散政府，在执政30年来首次任命一名副总统，并誓言到今年9月任期届满后不再谋求连任。然而抗议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并向更多的城市蔓延。2月10日，抗议者开始包围总统府和议会等要害部门。2月11日，执政长达30年，曾经叱咤风云的穆巴拉克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把权力交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短短18天的埃及民众反政府抗议声中，穆巴拉克黯然走下政治舞台。埃及，这个有着8000万人口的阿拉伯世界第一大国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抗议热潮，在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约旦、利比亚等国蔓延开来。巴林已出动军队平息骚乱。利比亚当局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部干涉为旗帜，动用武力镇压。卡扎菲之子塞义夫通过电视讲话放言，不惜“血流成河”也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国际社会不少人惊叹，中东正经历一次深刻的制度和结构变化震荡，序幕已拉开，其结果尚难预料。

针对当前的局势，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加大改革力度，以解决民众的不满和关切。近日，约旦解散了政府，并组建了以首相马鲁夫·巴希特为首的新内阁。阿尔及利亚废除了自1992年起施行的紧急状态法。已执政32年的也门总统萨利赫也承诺，于2013年任满时不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也不会将政权交给儿子。而为缓和矛盾，巴林政府向每户家庭派发了1000第纳尔，约合2650美元的现金，并承诺增加社会开支等。此外，摩洛哥、沙特等国也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但这次动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要求变革的浪潮仍旧汹涌。

内外因素引发震荡

上个世纪中期，世界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阿拉伯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并且大多数国家结束封建王朝统治实行共和体制。军人在这场历史大变动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并走上执掌政权的历史舞台。埃及在这次革命浪潮中可谓独立潮头，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面旗帜。

自1952年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起，埃及在三任军人出身的强势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使埃及由一个羸弱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一支在中东和非洲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埃及是中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在政治上，纳赛尔建立的是一党制，取缔了一切反对党派。萨达特继任后在1980年进行修宪，规定埃及的政治体制为多党制。2005年，在穆巴拉克的主导下，埃及第二次修宪，规定总统经全民普选产生。也就是在这一年，年近八旬的穆巴拉克在埃及历史上首次在有多名候选人参加的总统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第五次当选埃及总统。然而，不过短短几年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一场“倒穆”运动滚滚而来。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内外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就像一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引起熊熊烈火。

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带来全球新一轮发展高潮，一批发展中国家乘势而起，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国民生活得到改善。然而阿拉伯国家当年的精英们多执政数十年甚至谋求终身制，虽也想有所作为，但往往容易僵化，因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陷于被边缘化处境。另外，阿拉伯国家还普遍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社会矛盾，即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埃及失业人口近1000万，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率竟是仅受过小学教育者的10倍。埃及经济不振和政府令人失望的表现，侵蚀了穆巴拉克的威望。9万多埃及网民在网上留言表示：“为了终结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拼了！”有埃及学者曾指出：埃及人口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个是处于塔尖的富裕阶层，占人口总数的20%，但拥有55%的社会财富。第二个阶层是占人口总数20%的中产阶层，占有27%的社会财富，而剩下的60%的人口构成了第三个低收入和贫困阶层，拥有的财富仅有18%。以穆巴拉克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阶层在经济改革中攫取了巨额利益，普通民众则承受着高物价、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带来的巨大压力。

2500多年前，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含义为不担心贫穷，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人少，而担心人心不稳。此言揭示了“公平”、“公正”对于治国治家的重要性。

除了有关国家的内部因素以外，地区因素也是引起这次阿拉伯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阿拉伯世界是中东地区的主体，在地区事务中理应发挥重大作用，但多年来阿拉伯国家的作用却呈下降之势。在阿拉伯民众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上，谋求和平解决的谈判进程长期停滞，巴勒斯坦人民处于困苦之中。在中东事务上起主导地位的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而阿拉伯国家政府显得无能为力。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国发动战争，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打压，使阿拉伯民众感到极大的屈辱，对美产生了极大的愤懑之情。此外，近年来中东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地位上升，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着对阿不利的微妙变化。而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公开与美叫板，美国的战略盟友土耳其近年来也逐步拉大与美的距离，推行东向政策，这更加大了阿拉伯民众对当权者过分依赖美国的不满。

政局走向成为焦点

穆巴拉克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变革的序幕刚刚拉开。埃及地处亚、非、欧三大洲接合部，境内的苏伊士运河乃全球“命脉”之一，地缘战略位置极其关键，其政局演变不仅牵动阿拉伯世界，对全球战略形势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引发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不同寻常的关注。“大中东”目前仍为美国的地缘战略重要环节，其重要性包括：反恐；维护以色列的安全；遏制伊朗；收拾伊拉克与阿富汗“残局”；推进“民主价值观”。正是这样的重要性，使美国外交在埃及局势动荡之中尽显其实用主义特性，因为利益总是比“民主”高调更为重要。正如埃及的一位学者所说：“在敦促中东各国进行必要改革的同时，美方也不愿看到其中某地区已建立的利益网遭到破坏，这体现了美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区形势变动中的矛盾心理。”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大、最有力量的国家。埃及政局动荡令人忧虑。苏伊士运河能否继续畅通，不仅关系到国际能源、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而且也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增添新的不确定性。埃及还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推进者”，由于其政局持续动荡，中东和平进程可能被再次冻结。以色列对此看得很清楚，并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以阿关系忧心忡忡。在过渡时期执掌政权的武装部队在埃及未来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力量得到更大的施展空间，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力必将大增。在这场风暴中冲锋在前的青年一代正在整合力量并组建自己的政党，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要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这三种力量的折冲博弈将决定埃及未来的内外政策走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会力挺军队的力量，大力笼络青年一代力量，进而达到遏制伊斯兰宗教势力的目标。未来的埃及政府必定会更多听取和反映民众的诉求，各阶层民众也将会更广泛参与政治决策。

地区格局深刻变化

阿拉伯世界的大动荡使该地区力量的对比出现新的变化。伊朗对阿拉伯国家的动荡欢欣鼓舞，呼吁阿拉伯民众进行“更广泛的反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更是号召“穆斯林必须把美国从伊斯兰世界赶出去”，强调美国的存在是伊斯兰世界的最主要问题。更引人注目的是，2月22日，两艘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这是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很有象征意义，充分体现埃及政局变化给伊朗带来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以色列的不安和忧虑则在加大，担心其阿拉伯世界最坚定的盟友穆巴拉克下台后，以埃和平协定会有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军方正在“做好一切准备”，以防受到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受的“地震”的波及。“一场‘地震’震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大部分穆斯林世界，我们不知道这场‘地震’最终将变成什么。”他还表示：“我们正在做好一切准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存的基础，以及我们能够说服邻国与我们和平相处的基础，建立在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上。”以色列官员普遍对于埃及的突变感到担忧，担心这会使以色列更加被孤立。在以色列人眼里，袭击国际救援船队后土耳其已经不再把以色列视为盟友。这些无疑都加剧了以色列的担心。不过多数分析认为，未来埃及与以色列的“冷和平”可能会更冷些，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还会维持，这是埃及的国家利益所在，也关乎中东和平稳定的全局。

由于中东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并且是能源富集地，世界各主要力量都在密切关注中东事态发展，并竞相施加影响。美国在台前幕后的作用最引人注目。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其“民主价值观”，对反政府的民众运动总是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的利益至上原则，在威胁到其地区盟友地位的时候，其态度往往是左右摇摆，实行双重标准。海湾小国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所在地，保持巴林的稳定自然是美国的战略需要。因此对其出动军队平息动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温和地劝说当局要关注民意进行一些改革。中东的事态还在发展并外溢，邻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已开始受到影响。在阿尔巴尼亚，人们已走上街头要求政府辞职。塞尔维亚反对派也要求提前大选。利比亚的难民潮更让南部欧洲国家面临困境。

从去年起，美国开始将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从过去应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所谓“流氓国家”和“失败国家”的威胁，转向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印崛起。中东局势的突变，尤其是埃及的政局变动，将对美国的战略东移产生一定的牵制。伊朗在地区影响力的扩大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为此，在去年美国公布的奥巴马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伊朗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外部威胁。在伊拉克，尽管美国已实施撤军，但仍留有大约5万人规模的部队。这表明，美国在这里的麻烦远没有结束。奥巴马中东政策的重点之一是重启巴以和平进程，并以此作为改善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切入点。现在看来，这一政策的推行更是难上加难了。总之，所有这些都让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难抽身，把主要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转向亚太。此外，美国关键时刻抛弃像穆巴拉克这样长期的战略盟友，让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统治者感到心寒，对此充满抱怨。美国如何继续维系与这些传统盟邦的关系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中阿友好基础深厚

中国方面对最近中东事态的发展非常关心，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和外交部长杨洁篪同埃及等有关阿拉伯国家外长通话，一再表达对阿拉伯人民的善意和友情，强调尊重阿拉伯人民的选择，相信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阿拉伯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妥善解决自己的问题，主张外部力量不要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并希望埃及等国早日实现稳定。

当利比亚风云突变并发生大规模骚乱和流血冲突后，中国政府迅即启动应急措施，国务院第一时间成立应急指挥部，并派出由外交部、商务部、国资委、公安部等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利比亚，分陆、海、空三路迅速有序地撤离3万多名我国在利人员，充分体现了对每一位中国国民的关爱。同时，我们也得到利比亚周边国家的有力支持和配合，急难时刻见真情，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中阿友谊历史久远，源远流长，深深扎根于双方人民心中。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在公元7世纪就说过：“为了求知，哪怕远到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是连接双方友谊的纽带。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曾派使者前来拜会中国唐朝皇帝。公元15世纪，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曾航行到过佐法尔、亚丁、麦加、索马里等地，传播友谊，通商贸易。在历史的长河里，两大古老而璀璨的文明不仅各自积淀深厚，而且交相辉映，为中阿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又打开了新的一页，半个多世纪双方在各个方面的合作都得到长足发展。进入新世纪，中阿关系又上了新台阶。2001年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成立，标志着中阿民间友好的深入。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并在论坛框架下成立了10多个合作机制。2010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天津召开，双方发表了《天津宣言》，宣布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将中阿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同年9月在中国宁夏召开了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也不断加深。

2004年在笔者出任驻埃及大使不久，欣逢胡锦涛主席访问埃及，在阿盟总部宣布成立中阿合作论坛，并就中阿关系发展提出了四点主张：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应该说，中阿合作关系目标明确，内容广泛，几年来中阿在上述这几个方面都得到深化。

为此，笔者深信，不论中东地区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基础上的中阿关系，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中阿友好合作关系的未来会更美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