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及其战略影响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吉德，一位靠沿街摆水果摊谋生的26岁青年穆罕默德·布阿齐兹因遭警察羞辱、驱赶，愤然自焚而死，引发当地爆发群体性抗议活动，后蔓延扩大至全国性，事态不断恶化升级为反政府政治事件，最终迫使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总统下台。这一事件成为引发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抗议风潮的导火线。随后，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利比亚、巴林、阿曼、沙特、科威特、叙利亚、苏丹、伊拉克和伊朗等国都不同程度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截止2011年9月初，布阿齐兹之死掀起的风暴已在中东推翻了三个政权（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引发了两个国家的内战（利比亚和也门），动摇了两个政府（叙利亚、也门），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布阿齐兹已注定将作为历史人物载入史册。
                                       一
    当前这场席卷中东的风暴可谓“剧变”，概括起来大概具以下几个特征：
    1、突发性。中东这场变化可谓突如其来，令全球震惊，不仅全球情报机构没有一家准确预测到，当事国政府，甚至民众也未料定会发生如此剧变。
    2、极强传染性。事件突发于小国突尼斯，短期内迅速蔓延至整个地区。截止目前，中东25国（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三个非阿拉伯国家），除了卡塔尔和阿联酋外，其他23国都不同程度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除了20个阿拉伯国家外，伊朗“绿色运动”两次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土耳其也爆发了小规模的库尔德人“不合作运动”。不仅如此，亚洲、非洲和欧洲部分国家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感染，伦敦夏日的骚乱本质上与阿拉伯之春也属同一性质。
    3、迅猛性。发展快，强度大，其势摧枯拉朽。突尼斯从引发大规模抗议的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到本·阿里出逃只用了29天，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到穆巴拉克倒台仅18天，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出现状况10天后卡扎菲就已陷入内外交困境地。
    4、持续性。从去年12月至今，事态发展已近半年，由“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夏”，目前秋天已过，冬天在即，但仍看不到在短期内完结的迹象。预计，当前这场革命将持续至少1-2年两年时间，而动荡局势以及深度地区变革持续时间将更长。
    5、内生性。当前中东“革命”虽有一定的外部背景，如金融危机、西方长期民主渗透和推动，但根本上还是内部原因。截止目前，这场运动过程中未见到过去常见的反美、反西方和反以色列口号与旗帜。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西方发动了利比亚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也未见到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时的反西方抗议示威。
    6、草根性。这次中东革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由一个政党或组织领导的革命，而是一场草根革命，是普通底层民众自发搞起来的一场运动。
    7、革命性。这不只体现在要求推翻领导人和更迭政权上，更重要的是要求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六十年不变的僵化体制。
    8、非伊斯兰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复兴成为中东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每逢阿拉伯世界遭遇危机，往往伴随着伊斯兰主义的上升。革命或危机的伊斯兰化成为政治变动的一个常态。但是，在这次中东变局中，伊斯兰主义并没有成为大旗，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也异常的低调。伊斯兰主义已被民主、自由和民生所取代。
    9、民主主义性质。自一战以来，中东国家共经历了四次地区性“革命”浪潮。第一次是一战后阿拉伯和土耳其人谋求独立建国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革命潮流，以反对殖民主义，建立民族国家为主要目标；第二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标志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以反帝反封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第三次是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标志的伊斯兰革命浪潮，以探索“第三条道路”——伊斯兰主义为主要目标，而本次则为第四次，以突尼斯、埃及革命为标志的“民主主义革命”，以反独裁、要发展、促民生为目标。
    10、阿拉伯属性。目前爆发抗议的绝大多数为阿拉伯国家，22个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卡塔尔和阿联酋幸免。虽然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受到波及，但阿拉伯国家尤具代表性，集体凸显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阿拉伯病”。当前阿拉伯世界剧变深刻反映了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阿拉伯民众强烈不满该地区国家政治体制六十年停滞不前及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现实，带有很强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性质和特征。从阿拉伯民族数千年历史来看，自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1258年）瓦解以来，阿拉伯民族就未再辉煌过。实际上，自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民族就开始走向衰落，迄今仍未走出历史的阴影。近千年来，阿拉伯世界一直身处危机之中，饱受外来侵略，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十字军（1096～1291年）都成为阿拉伯人的主人。20世纪初，统治阿拉伯人近五百年之久的奥斯曼帝国瓦解，阿拉伯民族刚摆脱土耳其人统治，但迅即又落入英法殖民者之手。二战后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但很快被卷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冷战结束后，阿拉伯人不仅遭遇两次伊拉克战争，还面临美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的重压。纵观亚洲四大文明（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华文明），近代以来都曾经历衰败与挑战，但另外三个民族都未像阿拉伯民族经历过如此长久的衰败。且现今中、印、伊皆已走出历史阴影，不同程度走上民族复兴之路，但阿拉伯民族依然落魄依旧。因此，此次中东变局是阿拉伯世界百年迷茫、屈辱、愤懑乃至绝望情绪长期郁积的总爆发，体现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第二次阿拉伯复兴浪潮的兴起。 
                                            二 
    截止目前，这场中东风暴已历时10个月，且仍无休止的迹象，仍在持续蔓延、发酵过程中，预计中东波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动荡与大变革将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中东的政治主旋律。
    根据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测，可将中东这场剧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革命阶段，以推翻现政权为主要特征。截止目前，仍处于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去年底*爆发至3月19日利比亚战争爆发、3月19日至9月卡扎菲政权落幕、利比亚战争基本结束之后一段时期。预计革命的阶段可能持续1-2年时间。从目前已经历的两个时间段看，利比亚战争爆发后，中东波呈现了与之前不同的明显特征：一是抗议潮继续蔓延、扩大，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事态急剧升级；二是暴力化。抗议潮由前一时期基本上以和平、非暴力特征转向暴力化，武装冲突加剧，各国政府采取强力镇压，流血伤亡大增。利比亚、也门爆发内战，叙利亚未来发展难测，也有内战的风险。三是出现“二次革命”迹象。突尼斯和埃及呈现爆发“二次革命”的迹象，尤其是埃及特征最为明显，穆巴拉克时代的武装力量大权在握，很多“革命者”称“革命尚未成功”，胜利果实被军方篡取。五是国际化和外部干涉特征明显。之前，革命主要限于一国内部民众自发进行，外部力量主要是旁观或幕后暗中操纵，如埃及和突尼斯，但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外部力量已由暗中支持转向跳上前台，公开支持革命，直接干预，甚至武装干涉革命，这突出表现在巴林、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身上。在巴林，海湾国家联合出兵，扑灭革命火焰，助巴稳定局势；在利比亚，西方则以建立禁飞区，保护平民为由对利比亚实施持续空袭，公开武装反对派，支持其推翻卡扎菲政权；在也门，海合会六国和美国公开施压，直接参与要求萨利赫总统下台的谈判，帮助并起草退位协议；在叙利亚，西方支持叙反对派骚乱，土耳其和海湾六国也公开施压，要求巴沙尔变革。六是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性质发生嬗变。各种矛盾和各种力量日益公开卷入，各种矛盾日益被激发并牵涉其中，之前相对单纯的反政府抗议变得日趋复杂，性质难辨。地区原有矛盾如部族主义、教派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被激发，地区传统矛盾也被激发。围绕巴林、也门和叙利亚，伊朗与海合会、美国激烈对抗。
    中东剧变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变革的阶段，将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特征，预计至少需要3-5年时间，甚至数十年。变革阶段，可能带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中东”，但“新中东”的形成不仅可能需要漫长的历程，也带有很强不确定发展性。这一过渡阶段可能会带有如下特征：一是民主和民众政治参与空前扩大，但动荡的民主社会可能成为主要特征。依照塞缪尔·P·亨廷顿的理论，如果没有事先进行良好的制度建设，就仓促推动大民主，民众的广泛而无序的参与政治，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失控或动荡。阿拉伯国家未来很可能会走这一道路。从目前来看，利比亚、也门走向巴基斯坦化或阿富汗化的可能性很大，而埃及则可能类似；二是弱势政权可能成为常态。之前，阿拉伯国家多是威权政府或强势君主制国家，政局基本上长期维持稳定，但未来这一状况将被打破。比如，突尼斯革命后过渡政府已换了三任，埃及政府也是运转困难重重，大选后估计只会更加困难。三是教派政治可能成为地区政治的主要特色。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宗派、教派分权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政治权力分配模式，利比亚和也门向此发展方向可能性最大；四是政治力量多元化。过去阿拉伯国家多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家族，但未来将转化为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除军方外，一些新兴力量如教派、部族、民主势力、伊斯兰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都将发挥不同以往的重要作用；五是政治治理和政治社会发展模式多元化，将取代昔日阿拉伯国家的单一模式。昔日，阿拉比国家政治治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名义上的共和制，实际上的家族或个人独裁；二是绝对君主制。未来，模式多元，土耳其模式、伊拉克模式、伊朗模式、西方的君主立宪模式皆有发展空间。 
                                           三
    中东地区正处于历史性剧变之中，不仅严重冲击地区政治、安全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也对大国的中东政策构成了重大挑战。但本次中东剧变无论规模、影响上均难与苏东剧变相比，不会根本改变当前全球战略格局。
    从地区影响看，首先，中东现有统治模式已难以维系，地区深入变革势在必行。个人或家族长期执政与专权是中东传统统治模式主要特征，也是引发本次革命的重要原因，如突、埃、也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下台打破了地区不少国家的既定政治安排，一些领导人很难再谋取长期连任或搞世袭制。此外，摩洛哥、约旦以及巴林、沙特等海湾君主也面临限制王权的压力，君主立宪恐成为未来政治发展方向。其次，伊斯兰政治力量将增大。中东历史发展表明，民主运动或局势动荡常常伴随伊斯兰政治势力以及极端主义的兴起，如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目前中东剧变使一向对伊斯兰势力持打压态度的强人政权垮台，或迫其向伊斯兰势力退让。长期遭打压的埃及最大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已合法化，并正式组建政党，未来将成为重要政治力量。在也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借局势动荡，中央政府削弱，乘机反扑并开始攻城略地，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的实权和军权很多程度上控制在伊斯兰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手中，西方当年支持塔利班和本拉登抗击苏联留下惨痛教训，未来在利比亚也会再次品尝。在阿尔及利亚解除紧急状态使伊斯兰政治势力和极端势力获得活动空间。第三，冲击地缘政治关系，打破中东力量平衡，危及地区稳定。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四大传统力量，变化与动荡的新形势对各方含义大不一样：阿拉伯世界继续走向衰落，短期内分裂、分化、弱化趋势难以避免，面临血与火的新考验，正处于“凤凰涅槃”的重生期；伊朗坐收渔翁之利，地缘安全改善。美国及西方因地区变革难以估计伊朗核问题，对伊施压减小，核问题被暂时遗忘。埃及、沙特等传统反伊朗国家面临变天，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未来改善与伊朗关系成为必然。2月22日，伊朗军舰32年来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凸显中东地缘政治之变；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迎来寒冬。埃及新政权及巨变中的阿拉伯国家为回应民意，势将一定程度上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对以和平政策酝酿变化，同时以色列宿敌伊朗、哈马斯、真主党的外部环境却获改善。阿以关系可能重回和平前状态；土耳其地区影响力上升，近年来一直在加大东向（亚太地区）、“南下”（中东）的力度，中东变局使其“南下”决心和空间更加扩大。土耳其总统居尔公开称土要成为地区模式，他不仅公开支持地区变革，还主动与昔日战略盟友以色列脱钩，要做地区阿拉伯国家领头羊。突尼斯伊斯兰政党公开表示要学习土耳其。第四，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严重威胁，中东恐陷入新一轮动荡之中。过去三十年来该地区安全方面一个重要特征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但现在面临的新局面可能是全局性动荡，局部稳定。危及地区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革命”地区各国可能相继陷入政局动荡之中；各国政权被削弱，地区局势动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地区战略均衡被打破，威胁战略稳定。
    从国际影响看，首先，美国全球战略与中东政策遭冲击，在中东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近年来美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现今中东突变打乱美既定全球战略部署，重新加大对中东投入不可避免。同时，中东剧变严重冲击美中东利益，对美中东政策造成多重重要挑战：一是美中东战略稳定支柱遭削弱，传统盟友体系和安全体系面临瓦解。突、埃、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等亲美政权纷纷遭冲击，加上近年来土耳其日渐远离西方，以色列日益孤立，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风雨飘摇。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政权面临危险。美将被迫重新进行战略布局，组建新盟友体系。二是冲击奥巴马中东议程，地区战略优先次序面临重排。奥政府中东三大优先议题是：伊核问题、伊拉克以及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推进民主居次要地位，如今中东“革命”将使推进民主位置大大前移，而短期内美恐难有精力解决伊核问题，奥承诺年内实现巴以和平愿望也将落空。三是战略盟友以色列面临威胁上升，同时主要敌手伊朗趁势坐大。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是美中东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中东剧变使以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阿以冲突恐将加剧，美将强化美以军事同盟关系，加大安全援助。同时，伊朗乘机在地区坐大，可能在伊核、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向美发起挑战，美短期内无暇应对。四是美地区反恐战略及美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改善努力面临挑战。五是美在中东变局中首鼠两端的态度使亲美阿拉伯政权“心寒”，推动其“离心”倾向，其恐坚定推行“东向政策”决心。
    其次，欧盟在外交、安全、能源、移民等方面遭遇挑战。欧盟—地中海战略恐失去方向；大量非法移民和难民涌入南欧，增加欧盟压力，同时极端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危及欧盟安全；能源供应受威胁，陷入东（俄罗斯）、南（中东）两大供应源都不安全困境。欧盟45%石油进口源自中东，一些南欧国家几乎完全依赖阿尔及利亚天然气供应；利比亚战争虽获胜，但凸显欧盟领导力以及财力、军力的不足吗，北约和欧盟内部严重分裂；战争加剧经济困难，欧元区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伦敦爆发“不列颠之春”显示欧洲社会面临不比阿拉伯社会轻的病症。
    第三， 俄罗斯重返中东努力受冲击。俄虽乐见中东动荡推动油价上涨以及美欧再度陷入中东，但也有担忧：作为俄“重返中东”的支点国家（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利比亚等）受冲击；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升可能影响俄国内及南翼稳定；中东作为俄主要军火买主的地位可能下降。
    第四，国际反恐斗争和核不扩散面临新挑战。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是美地区重要反恐盟友，如今局势堪忧，中东动荡为极端势力提供了新活动空间。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声明称将扩大活动，其领袖呼吁推翻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政权。利比亚战争带来的北非动荡为该组织提供了绝佳发展机会。此外，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战略重心可能由巴基斯坦-阿富汗西移至中东，中东反恐压力将增大。从核扩散角度看，中东乱局以及利比亚战争也给国际防核不扩散带来新的变数。一方面，利比亚向西方“投降”弃核后又遭西方打击，可能给一些国家警示，即不能弃核，且为自保必须发展核。另一方面，中东乱局无形中提升了伊朗的地位，伊朗自信心大增，西方阻伊弃核压力骤降，伊朗可能加快核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