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地区治理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围绕“一带一路”提出了“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尤其2016年1月访问中东国家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的“三不政策” ，这迥异于西方长期信奉的“零和思维”和霸权理念，完全说到中东国家的心坎里。中东地区处于陆海两条丝路的交会之处，再加上中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复杂的人文、宗教、民族因素，特别是能源在全球民众日常生活中日益显著的作用，使该地区作为能源富集带，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在中东国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时，充分弘扬这种“政治正能量”，有助于减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摩擦系数”，并提升中东地区的治理水平。

“一带一路”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

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在海上、陆上两条丝路为主的沿线地区，由全球能源贮备与需求的中心带、全球分离主义集中带、宗教极端主义集结带等所致的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极为严峻，中东地区尤甚。从2011年起至今，中东地区在近数年内发生了剧变，对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关系都具有广泛的影响。随着事态的发展，对这场剧变的反思与认识也更为深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进入 21 世纪后，怎么样才能让文明不同、经历不同的国家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之路。这是摆在文化背景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面前的一个使命，因为它确实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会对未来世界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在对阿拉伯剧变进行深入分析后，会发现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的盛行及其蔓延之势对当事国、该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这也要求中国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根源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在阿拉伯地区陷于动荡期间，宗教极端主义气氛和恐怖主义的活动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并且形成了一种非良性的互动，推动变革走向非民主，给当事国造成了重大损失，并引发了最近广受关注的欧洲难民危机。像黎巴嫩这样的小国家就有数百万的难民，甚至超出该国人口的1/3。这是地区动荡和外来因素的干预共同造成的局面。

从内部因素看，中东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数十年来不断加剧，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间的矛盾就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中东地区关于一个国家内部怎样走、走什么样的道路，始终有两种思想的较量，并且一直处于相互胶着状态。一种是长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走西方民主式的选举之路就能找到出路；另一种就是要回归伊斯兰，用政教合一的方法回到伊斯兰初期的道路。

从外部原因来说，在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利用该地区对发展道路选择的矛盾进行干预，或者进行所谓的“保护”，实际上都是试图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来改造中东国家的发展，改造该地区，从而继续保持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所以不论是在利比亚或是在叙利亚，都能看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叙利亚问题上大国干预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叙动乱后不久，一些西方大国势力便质疑叙利亚政权的合法性，并且支持反对派用暴力方式来更迭政权，这并不符合叙利亚人民的利益，只是按照大国的意愿来进行改造，而且牵动了中东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关系。此外，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因为外部干预而加剧，恐怖组织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和掌控力，反而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而真正遭殃的则是这些国家的人民。

中国在与叙利亚各派别就其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交流时，重点强调了通过暴力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直接遭殃的是人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看清楚这一点。为了让极端思潮不能利用宗教来达到其目的，中方同时也提倡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以及国际社会的“正能量”。联合国秘书长及相关官员在叙利亚问题上也进行了有益的参与，与叙利亚各派别进行了对话，并在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极端思潮这个问题上尝试与叙利亚各方找到共同点，达成和解。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专门进行了关于中东难民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关系到国际力量和国际社会如何正确认识中东动荡的思想根源。

中方在与阿方的交流中反对把任何极端恐怖主义和任何宗教、民族联系到一 起，阿方也逐渐认识到中国政策的正确。埃及总统塞西数次提到极端恐怖主义往往利用宗教来达到其目的，因此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方式进行改革，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也做出积极响应，并组织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提倡对核心教义必须要有准确的理解。以“圣战”一词为例，沙特国王曾表示，“圣战”是指在国家和民族受到入侵的情况下，宁可舍弃生命也要捍卫国家主权，是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但在和平时期，“圣战”是指要好好地生活、工作、学习，而且主张要避免极端，由此可见恐怖组织抓住几点便任意夸大是和伊斯兰教相偏离的。

“一带一路”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

中东地区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处的枢纽位置，国家数量众多，拥有世界最为丰富的油气资源，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战略板块，具有独特身份、资源优势与权力地位，事关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代表性与治理效力，是全球经济治理不能轻易忽视的地区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积极参与中东地区的经济治理。2013年，中国在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过程中，提出了“1+2+3”的具体实施方略，一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用包括能源战略通道安全的合作在内的能源合作带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整体关系的发展，增进政治上的合作和互信； 二是以基础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为两翼，带动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三是提出中方不能满足于传统的基础建设和商务合作，而是要在航天、新能源这些更高的科技领域进行合作。因此，2013年年底埃及总统塞西访华时，中方除了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外，对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加强双方的经贸合作也进行了探讨，包括金融上给予埃及一定的支持，推动中国优势产能向埃及转移等。此外，中国在苏伊士湾的一个经济发展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初有成效，因此又签署了第二期协议，深化发展，使之成为中阿经贸合作的一个示范。 中阿之间的经贸合作需要寻求支点，以点带面，把支点建好，找到能尽快见到成效的国家，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点。让“一带一路”中像埃及这样的支点国家能够起到它的独特作用，这是深化中阿经贸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需求上，阿拉伯国家都把和中国的关系看得很重，“一带一路 ”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中东地区的不同国家在经济上有不同特点，海湾产油国有金融实力，但毕竟经济体量小，要想长期发展，还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起到带动和联动作用，这样才能够走得远、做得大。以科威特为例，该国准备用1320亿美元在科威特北部沿海索非亚地区建立一个新城，到2033年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新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枢纽。丝绸城的倡导人纳什尔 · 穆罕默德 · 萨巴赫是科威特埃米尔的长子，当他父亲担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时，纳什尔就是当时首相的政治顾问，而在那时他就已关注“丝绸之路”，现在纳什尔作为宫廷事务大臣，负责丝绸城的建设。科威特力图通过重点发展丝绸城，进而建立一个金融与休闲的海上港口联系亚欧，由此可以看出海湾地区近年来受迪拜发展的刺激，在经济领域的竞争逐渐激烈。尽管科威特在资金上极为充裕，但还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所以，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得到了本来就有“丝绸之路”情结的科威特的积极呼应。阿曼在经贸领域则向中方重点推介其杜库姆经济特区，该特区隶属于阿曼中部省杜库姆州，也是阿曼东北沿海的中心点，对面就是印度洋，因此它处在东亚、南亚、中非和欧洲远航线路的要冲地带，当前的常住人口还不足5000人，区位优势独特，若从这里通航风险肯定比霍尔木兹海峡小。该国规划中的经济特区，包括港务、工业、物流、渔业、商业、休闲、旅游、教育八大区块，可以说是一个很雄伟的规划。阿曼人口少，特别需要国际的合作，和中国合作的意向也非常明确，希望中方能够参与建设。卡塔尔对于“一带一路”的回应之一是多哈新港区的建设。目前的多哈港口容量有限，必须将之扩大。港口虽本有铁路和外界相通，但卡塔尔又提出了一个使海合会六国铁路相连的规划。因此，多哈新港除了港口扩建之外，道路连通方面也有一套设想。卡方提出希望中国企业参与，和中国加强合作。卡塔尔国家虽小，但其天然气储备丰富，资金也很充足。近年来，卡塔尔在中东地区的活跃度和发挥的作用都远超出了其国界和体量，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关注该国。黎巴嫩则代表了另一类型的中东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不是太强， 曾长期处于动乱之中，现在寻求稳定和发展，更希望别人多给他们一点援助。所以，黎巴嫩政府思考的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起来以后，如何对该国进行援助。当前黎巴嫩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黎外交部部长曾讲到该国的外交部大楼已成危楼，希望中国能够援建一幢新办公楼。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贸合作必须入乡随俗。黎巴嫩是地中海周边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中国也要探讨同该国的合作，在必要时，中方还是要有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的构思。

当前，中国已是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阿贸易额达 1709.6亿美元，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达1.54亿吨，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40.52%。新签对阿拉伯国家工程承包合同额为464亿美元；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两家人民币清算中心，中阿双方成立两个共同投资基金，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重启对华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双方就建立和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清洁能源培训中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落地等达成一致，中阿全面合作的平台更加坚实。为适应中东工业化进程方兴未艾的需要，中国正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实施产能对接行动，包括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同地区国家开展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支持开展产能合作；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并提高优惠贷款的优惠度；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共计200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

“一带一路”与中东地区人文治理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文治理是实现中东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和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责任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人文治理的推动亟须中国在该地区软力量的提高及人文交流的持续增长。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并强调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为了推动人文治理的实施，习近平主席特别总结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提出了新时期建设丝绸之路的具体想法，即 “共商、共建、共享”。其中，“共享”主要是指怎样才能够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也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在人文交流的过程中要考虑的。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还处在一个大的变局中，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用百废待兴来形容中东地区的很多地方也毫不为过。 因此，它们认为“一带一路”是其历史性机遇，会希望我们投入更多一点。怎样调动双方的积极性，使双方都能建立起共建共赢的思想，需要在交往中进行思想上的沟通。通过人文交流真正找到一个双方利益更大的契合点，能够合作得更扎实，走得更长远，这是中方需要努力的。

阿曼方面在中阿人文交流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8 世纪中叶曾经有一艘“苏哈尔号”船从阿曼的祖法儿港远航到广州，这成为一段佳话，所以阿曼对此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他们按照原来的规格重新造了一艘“苏哈尔号”船，重走老路，经过200多天的航程到达广州，该船返回阿曼后，被放在国宾馆展示，成为马斯喀特市的一景。现在他们又提出要在郑和下西洋时到过七次的塞拉莱港建立一座郑和纪念园区，竖立纪念碑，同时开设中餐馆，建立一个休闲旅游区，既可纪念郑和，也为来自中国的游客创造一个园区。这一提议把郑和与“苏哈尔号”连在一起，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内涵。“一带一路”里有“五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阿曼提出的这个想法就是“五通”里的民心相通，值得我们关注。郑和纪念园区将带动双方文化和旅游交流，也凸显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交流，把郑和这种和平交往的精神传播开来，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对双方来说也是很契合的。此外，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非常卓越也异常复杂，要增加相互了解，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原有中阿文明对话的基础上，增加智库之间的交流，增加中阿之间的相互了解，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东地区的人文治理中，中国智库应有全局性的战略思考，需要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智库的作用和责任重大，要重视人才培养和储备，提升能力。应重视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重视国际间的交流。这种智库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时候往往能起到官方外交起不到的作用，以后这方面的交流沟通也需要增加，包括青年、党派、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都有进一步加强的需要。通过这样的沟通，使在中东地区建设“一带一路”达到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三同”目标。

整体而言，历史上中阿双方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更多的是友好交往和利益上的相互补充，双方之间有很好的基础。卡塔尔外交大臣访华期间对王毅外长说，“一带一路”的提出最容易拨动我们两国人的心弦，在新时期也会有更广阔的合作和发展前景。在中阿合作论坛10周年部长级会议上，王毅外长也曾说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关系是“用黄金都买不来的”，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当前，以阿拉伯国家为主体的伊斯兰世界饱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苦，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渴望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该地区经济边缘化和贫困化，比其他地区更渴望“稳定与发展”；该地区饱受西方“普世价值”和 “文明改造”之苦，更渴望文明间平等交流。“阿拉伯之春” 梦想破灭后，阿拉伯世界对西方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质疑加大，在探索符合自身社会和文化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日益重视思考“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作者：吴思科，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中阿友好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