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研究院学者撰文解析北非局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专题报道
【编者按】近3个月来，北非国家政局突变。先是大学生失业问题引起的群众抗议运动迫使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外逃，众议院议长迈巴扎代行总统职务，总理加努希组织了民族团结政府并于2月27日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之后，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都发生了群众示威游行，不是要求政府下台，就是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突尼斯变局引发的抗议浪潮冲击之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于2011年2月11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埃及历史上的穆巴拉克时代终结；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强人统治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北非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博弈仍在继续，尘埃尚未落定。201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报》约请我院等机构的学者就北非局势进行了学术讨论，所谈问题涉及北非政局突变的原因、影响、前景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
变局之后的北非政治与国际关系无益于美国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日出版第167期6版“评论”文章之一。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刘云
西方国家的支持，是北非国家领导人长期执政和腐败的重要原因。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高唱民主，但中东和北非地区世俗独裁政权的存在符合美国的利益，西方不希望发生民主变革，而且要为这些政权提供各种保护。其主要原因是美国要利用这些政权打压“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推动阿以和平进程，并维护其在本地区的能源利益。美国和欧盟一方面向科特迪瓦、苏丹和伊朗等国施压，另一方面却对阿拉伯世界的独裁与专制保持沉默。阿拉伯世界的宗教狂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直接后果。西方无视这一现实，不仅支持这些独裁政权，甚至向他们掠夺人民财产的行径提供便利，允许他们开设存放赃款的银行账户以及购买不动产和欧洲大企业的股份。因此，西方是阿拉伯独裁者的同谋共犯。
尽管北非国家近10年来经济发展较好，但其经济结构的失衡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因此衍生出的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比比皆是。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是：经济上对欧洲严重依附，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是欧洲国家，外商投资也主要来自欧洲，旅游业更是以欧洲游客为主；国内制造业长期以纺织、橄榄油生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国际经济危机之下容易导致高失业率；经济和出口贸易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产业，经济易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北非国家外向型经济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的窘境，海外投资萎缩，贸易逆差攀升，仍依靠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和加工业遭受重大打击。在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后遗症中，2010年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又令北非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直接打击了北非国家的出口经济和支柱产业，导致物价上涨、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伊斯兰主义组织可能在北非国家上台执政。之前的北非国家都是世俗主义政权，这些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压制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不支持北非地区的政府反对派。变局之后，北非国家必然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短期内建立的新政权可能是世俗性的，但长远来看，伊斯兰主义势力可能通过选举上台。这种情况会对美国的北非中东战略形成巨大冲击，因为伊斯兰主义势力一直是反美和反西方的。鉴于伊斯兰主义者对中国向来是友好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种机遇。
拖不决的中东和平进程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风雨，至今仍未解决。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是解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要解决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埃及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推进者，北非国家全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的温和派，随着政局持续动荡和北非国家政权的更替，中东和平进程将面临巨大困难。以色列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以阿关系忧心忡忡，担心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上台。
美国的北非中东战略面临巨大挑战。埃及等北非国家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支柱，在保证美国的能源利益、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扶持北非中东地区的亲美政权，维护该地区的稳定，是实现美国在该地区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奥巴马政府力争早日从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泥潭中脱身，将主要精力由“反恐”转向“应对崛起大国”，并为此极力推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但现在北非政局动荡，亲美政权纷纷倒台，美国唯恐北非地区的反美、反以政权上台，阿拉伯国家温和派失势与激进派、强硬派得势，将不得不花更大的精力应对中东乱局。虽然美国正在深度介入北非事务，但不能保证北非新政权建立后执行亲美政策。这种形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使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有更多的主动权。（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刘云）
北非政治剧变的诱导因素和现实影响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日出版第167期6版“评论”文章之一。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肖玉华
结合国际局势和当代中非关系的现状，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来理解当前北非局势：
第一，全球化虽然肇始于经济领域，但政治民主化也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常打着“推进民主”的幌子，培植强人政权，建立其在北非地区的主导地位，排挤地区外大国的介入，这背离了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
第二，随着知识阶层的成长和现代通讯工具的发展，在政治上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阶层和政治势力终将走到历史的前台，要求更多的权利和社会公正。在有着强烈政治伊斯兰主义根基的中东地区，公民反抗使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和部族因素凸显，这不仅为当事国的政治前途带来新的命题，也将触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总体格局。“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发展是值得重视的政治变量。
第三，威权政体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国家的稳定与和平，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但是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将削弱政府的统治基础，监督和问责制度的缺失或弱化将激化民众对在位者的仇视情绪。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威权政体的致命敌人，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都存在这种情况。
第四，当代社会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反抗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途径和平台，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新兴知识阶层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封锁信息不仅不能巩固国家的统治基础，还将间接有利于谣言的流传。埃及剧变早期，政府对互联网和信息传输的封锁，不仅在技术上无法做到，而且还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第五，中非经贸关系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政治上的交流与合作还比较滞后。中国企业和在非华人越来越多，涉及工程承包、货物贸易、发展援助和人文、科技交流等方方面面，在东道国发生诸如动乱、内战或其他非常事件的时候，相关部门、企业和个人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是棘手的问题。
剧变之前，国际社会对北非政局判断失误，在战略选择上出现明显偏差。当前北非政局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预设的发展轨道。具有更强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的政治公民在这次北非剧变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北非民主化的本土性特征将得到加强。为防政局变化损害自身利益，美国和欧盟已经决定通过加大援助的规模，影响和主导北非国家的政治走向。不过，作为西方盟友的独裁者的倒台，已经使西方在北非国家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西方国家在北非地区的战略优势将有所丧失。（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肖玉华）
埃及能实现自由民主化吗？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日出版第167期6版“评论”文章之一。作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王学军
埃及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宪政民主的趋势，但由于其专制主义传统文化，以及存在于国家、社会与政治伊斯兰三者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关系，导致了埃及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进程异常缓慢而艰难。尽管当前穆巴拉克的辞职似乎给埃及实现民主提供了契机，但仍面临伊斯兰主义者的挑战和中东经济发展困境两项因素的制约。
以西方的标准衡量，突尼斯一直被认为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最稳定、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政府透明度、安全形势评比中，突尼斯居非洲之首，哪里看得出一点腐败？而在以民主为标准的政局安定榜上，突尼斯排名世界第32位，其政府廉洁指数超过意大利。但与这些美好指标共存的是：突尼斯社会与人民面临的高失业率、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现实。这些民生问题致使民众对政府不满才是此次剧变的根本原因。
美国等西方国家尽管声称支持民主，但“当美国人在第三世界面临着一种选择，在充满理想主义的、善意的，但通常也是不稳定的民主和稳定的威权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几乎总是会选择威权主义”。所以民主并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而是美国实现战略利益的工具，需要时就拿出来说事，不需要时则弃之如敝履。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很明白，实现了民主化的政府不如现政权稳定与顺从。
回到埃及的政治发展，无论是2005年埃及历史上首次有多名候选人参加的直接总统选举，还是6个月后将要举行的民主大选，埃及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5年时存在的三大阻力——从1981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一直没有废除，对大选的监督力度不够，埃及国内最大的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被排除在正常选举之外——导致了人们对此次埃及大选的诟病。目前，尽管军事委员会宣布废除了埃及紧急状态法，但由于之前所述的一些关键原因，埃及未来的政府很可能还是民主选举形式上台的威权政府，可能还要经历几个穆巴拉克时代，才能为埃及实现民主做好经济、社会、政党与宗教方面的准备。
北非国家变局中的青年问题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日出版第167期6版“评论”文章之一。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周玉渊
此次发起于突尼斯并有多个中东北非国家响应的人民革命中，青年发挥着先锋和主要推动者的作用，其背后有着人口结构、阿拉伯世界青年的转型、青年就业问题、青年自身的阶段特征、全球化和网络通讯的发展、外部影响等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合理的人口结构比例是一个国家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前提。此次北非变局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是人口结构比例的严重失调，中东北非国家普遍正在经历青年的快速膨胀期，青年人口的高速增长向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生活满意度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这次北非变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民怨积累已久。
第二，青年就业问题是关系国家稳定的重大问题。2010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在12%左右，然而北非国家的青年失业率远高于这个比例，在埃及、约旦、突尼斯等大部分中东北非国家，青年的就业率只有30%左右。而且即使在就业的人群中，很多人只是在非正式的私营企业中从事低薪酬、临时性、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同时，北非国家每年不断培养出大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人的期望与人才市场供给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此次变局中，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青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第三，私营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国家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应该被充分重视。此次发生变革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的比重，石油等资源行业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外汇和经济增长的来源。然而，由于过分依赖这些行业而缺乏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导致国家就业市场严重萎缩。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分配体系是国家不安全的结构性原因。
第四，从历史上看，阿拉伯世界很少发生人民革命式的政治变革，此次波及范围如此之大，表明阿拉伯世界的青年正在转型，价值观和政治诉求正在发生变化，崛起的青年一代与老一辈以及政治决策者的代沟越来越明显，这将对未来的阿拉伯世界国内政治结构和民主化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本质上看，此次阿拉伯世界的人民革命反映了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巨大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民主革命的一种延续。此次埃及革命不仅是青年人生存权利的抗争，也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民主诉求。
第五，青年人的需求和价值观极易受到国际和国内变化的影响。青年人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更愿意看到新的变化，此次革命反映了阿拉伯青年人的生活和价值追求越来越倾向于西方化的生活和民主方式。而此次变局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加强，埃及“四六运动”的组织者不再局限于一腔热血式的民主诉求，而是尝试通过发动工人罢工等形式来推动国内民主化的发展，这无疑有更大的市场和影响力。
第六，网络和通讯科技在这次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突尼斯变局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位于伦敦的电视台在向突尼斯传播信息上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了本·阿里的下台。在埃及变局中，脸谱网站成为青年人发动倡议和组织抗议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东北非的革命浪潮正在通过电视和网络等媒介向其他地区传播，革命正更快地得到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