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结构变化与未来发展

近年来，中国境内企业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节奏、资本输出形态及区位偏好，均呈现明显的转型趋势与分化态势。跨国经营主体的战略定位、资源禀赋结构以及目标市场特性等多维变量，共同影响和决定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相较于绿地投资持续呈现的稳健增长态势，中国境内企业海外并购活动近期活跃度趋缓，交易规模呈下行轨迹，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调整特征。

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动机与偏好

根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境内投资者的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分别为1627.8亿美元和1438.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0.1%和10.5%，持续领跑新兴经济体资本输出增速。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37亿美元，同比增长5%，占同期总额的23%；对东盟地区投资同比快速增长13%，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而在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等因素综合影响下，全球跨国并购交易规模跌至过去10年来最低点。与此同时，中国境内企业在海外兼并（Merger）或收购（Acquisition）既存标的公司的股权或资产的活动持续承压。来自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LSEG）和并购市场资讯有限公司（Mergermarket）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交易有422宗，并购总额为307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5%和31%，与2019年相比分别下降35%和61%，创下5年来新低。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境内企业在全球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并购的前三大热门行业均为先进制造与运输业，电信、媒体和科技业，以及采矿与金属业。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已连续6年成为中国境内企业海外并购金额最大的地区，非洲、日韩、北欧等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较快。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10年间中国境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绿地投资愈发呈现行业多元化、产业链条延伸化、深入本土化等关键趋势（庞溟、吴洁敏，2024）。但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宣布的并购交易共计184宗，总额为130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5%和33%，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的强劲势头相比更显挑战。此外，中国境内企业跨境并购的交易完成率并不尽如人意，且约60%的交易并未给中国买家创造实际价值（麦肯锡，2017，2020）。

针对20年来中国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和并购的研究发现，企业异质性背后的“企业特定优势”特别是“可转移优势”，影响了中国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方式的选择与效果：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研发密度高、流动资产比重高的中国境内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海外并购的投资方式，中国境内企业与美国企业相比更倾向于并购规模更大、负债率更高的目标企业，且国际化经验、母国国家特定优势、基于国家或政府力量的制度资本等因素与中国境内企业的跨国并购活跃度及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经济周期、经济政策与国际关系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东道国与中国贸易活跃度等因素对海外投资活动有较为明显的调节作用（蒋冠宏、蒋殿春，2017；贾玉成、张诚，2018；刘晓宁，2019；陈岩、郭文博，2019；刘亮等，2020；沈桂龙等，2020；王馗等，2022；王文佳、魏龙，2022；黄嫚丽，2022；王孝松等，2024；庞溟、赖烨烨，2025）。

本文通过整理、分析和比较从彭博数据库汇集的2019年和2024年在境内外上市的中国境内企业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数据，并与国内并购数据对比，发现上述因果关系总体上依然成立：相较于2019年基准期，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披露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呈现收缩态势；并购活动在行业分布上愈发集中，快速向特定领域汇聚；与同期绿地投资相比，2024年采用并购方式“出海”的企业，其战略导向呈现明显的“轻资产、重技术”特征。此外，与国内并购相似，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有若干特点：中国境内企业在海外投资时更倾向于采用并购模式，近5年来其海外并购交易总金额下行调整的幅度（-10%）远小于中国境内企业整体海外并购交易总金额减少的幅度（-31%）；中国境内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占中国境内企业海外并购交易的总金额与宗数的比例分别上升了44个百分点和30个百分点至79%和70%；中国境内企业绿地投资规模在除“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之外的其他主要投资目的地都出现了下降，说明与一般企业相比，上市公司对东道国监管环境变化、贸易摩擦、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更为敏感；但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中国境内企业的投资重点在消费、信息技术以及材料、采矿与金属业，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持续巩固加强，东道国政府对中国境内企业投资的支持进一步提升，为出海中国境内企业创造相对更有利的监管环境和市场条件。

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结构性变化：行业分布更均衡、更贴近东道国发展战略

（一）海外并购投资：行业分布更青睐材料、工业和公用事业，交易溢价更加合理

彭博数据显示，2024年在境内外上市的中国境内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242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10.4%；交易数量为293宗，较2019年下降11.7%。其中，披露了金额的并购交易为176宗（2019年为201宗）。

从海外并购的行业分布来看，按照并购金额来计算，前三大热门行业为材料（19%）、工业（14%）和公用事业（12%），合计占总金额的45%。相比2019年，材料和公用事业替代金融和可选消费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信息技术、公用事业和材料，并购金额降幅最大的行业为必选消费、能源和可选消费。

按照并购数量来计算，前三大热门行业为工业（19%）、金融（18%）和材料（14%），合计占总数的51%。相比2019年，材料替代可选消费成为第三大热门行业。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材料（增长了5.2个百分点）和必选消费（增长了4.7个百分点），并购数量降幅最大的行业为能源和综合企业。

从海外并购的溢价来看，根据彭博汇总的数据，和2019年相比，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为海外并购交易支付了更低的溢价。除全球投资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外，并购溢价率的走低，更多地说明中国境内企业日趋理性，在海外并购中具有更高的议价能力，愈发重视商誉和潜在的减值风险，更注重开展投后管理、实现协同效应、匹配收购的交易溢价与标的价值（黄涛等，2023）。

（二）海外绿地投资：可选消费、信息技术和材料为热门行业，生产本土化、产业链一体化趋势更明显

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宣布的海外绿地投资总额为64.9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46.7%。中国境内企业宣布的绿地投资有163宗，较2019年下降30.6%，其中，披露了投资金额的绿地投资有101宗（2019年为125宗）。

从海外绿地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按照投资金额来计算，前三大热门行业为可选消费（29%）、信息技术（22%）和材料（16%），合计占总金额的66%。相比2019年，可选消费和材料替代通信服务和金融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必选消费、材料和可选消费，投资金额降幅最大的行业为其他、能源和工业。

按照海外绿地投资数量来计算，前三大热门行业为信息技术（21%）、材料（16%）和医疗健康（15%），合计占总数量的52%。相比2019年，医疗健康和材料替代可选消费和通信服务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材料（增长了11.8个百分点）和金融（增长了6.4个百分点），投资数量降幅最大的行业为通信服务和信息技术。

梳理部分行业的头部中国境内企业海外绿地投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不管是传统优势行业（如纺织、传统汽车、消费、通信、光伏等），还是相对新兴的行业（如科技互联网、新能源、新能源车等），其近年来的海外绿地投资大多均倾向于在当地进行全产业链、全生态链、一体化集成和产业集群式的功能布局，促进本土化不断深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重点关注区域：中国境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绿地投资稳步增长，海外并购更为青睐发达经济体

（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投资进一步集中于数字基建与新能源消费

2024年，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中国境内企业宣布的并购交易金额为11.8亿美元（2019年为26.0亿美元），占比下降至5%（2019年为10%）；

并购数量为23宗，较2019年下降17.9%。

按照并购金额来看，前三大热门行业为可选消费（32%）、工业（30%）和信息技术（24%），合计占总金额的87%。相比2019年，可选消费和信息技术替代电信服务和房地产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信息技术（增长了22.1个百分点）和可选消费（增长了31.6个百分点），并购金额降幅最大的行业为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和金融。

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绿地投资交易金额为15.6亿美元（2019年为11.6亿美元），占比上升至24%（2019年为10%）；绿地投资数量为16宗，虽较2019年的27宗下降，但平均每宗交易金额明显上升。

按照绿地投资金额来看，前三大热门行业为可选消费（64%）、信息技术（22%）和电信服务（5%），与2019年前三大热门行业保持一致，合计占总金额的比重由72%提升至91%。信息技术行业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反映“数字丝绸之路”的持续深化。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可选消费（增长了47.3个百分点）和材料（增长了3.3个百分点），占比降幅最大的行业为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和信息技术。可选消费行业增速最快，主要由新能源车产业链（如东南亚电动车厂）及电商本土化驱动。新兴市场关税风险偏低，近年来在中国贸易结构中的战略地位持续得到强化，新兴市场的开拓为中国境内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长曲线，优化并增强了中国境内企业出海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行业集中度的显著提升，体现中国境内企业规避新兴市场地缘政治风险、聚焦数字基建与新能源消费的战略倾向。

（二）中国香港地区：从多元化投资转向聚焦高价值与核心功能

2024年，内地企业在香港地区宣布的并购交易金额为77.0亿美元（2019年为46.6亿美元），占比由2019年的17%提升至32%；并购数量为41宗，较2019年下降28.1%。

按照并购金额来看，前三大热门行业为公用事业（39%）、电信服务（29%）和房地产（19%），占总金额的86%。相比2019年，公用事业、电信服务替代金融和综合企业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公用事业和电信服务，降幅最大的行业为综合企业、能源和金融。房地产业在2024年和2019年均位居并购前三大热门行业，体现出房地产业在香港地区经济结构中的显著地位。

2024年，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地区绿地投资交易金额为6.9亿美元（2019年为12.3亿美元），占比维持在11%；绿地投资数量为16宗，虽较2019年的30宗明显下降，但平均每宗交易金额小幅上升，这反映了香港已经从多元化投资门户转型为高价值离岸枢纽，其不可替代的跳板价值持续强化。

按照绿地投资金额来看，前三大热门行业为材料（64%）、金融（18%）和信息技术（6%），占总金额的88%，相比2019年，材料、信息技术替代可选消费和能源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前三大热门行业合计占总金额的比重由60%提升至88%。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反映了内地企业在香港布局的策略从多元化试水转向聚焦核心功能。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材料（增长了58.2个百分点）和医疗健康（增长了2.4个百分点），占比降幅最大的行业为可选消费、能源和电信服务。材料行业增速较快并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或由于香港大宗商品离岸枢纽地位强化，以及绿色金融等需求。金融行业稳居第二，凸显了香港仍作为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战略的窗口进行海外投资或开展业务。

（三）欧盟地区：投资紧扣欧盟数字与绿色“双转型””战略布局

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在欧盟国家宣布的并购交易金额为69.8亿美元（2019年为80.7亿美元），占比由2019年的30%下降至29%；并购数量为51宗，较2019年下降17.7%。中国境内企业在欧盟市场并购金额和数量呈双降趋势，或与欧盟加强反垄断审查密切相关。

按照并购金额来看，前三大热门行业为材料（52%）、工业（22%）和金融（8%），合计占总金额的82%。相比2019年，材料替代必选消费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电信服务和材料，降幅最大的行业为综合企业、必选消费和房地产。2024年，材料和工业行业并购金额合计占比为74%，反映出中国境内企业在欧盟的并购有较为显著的技术化驱动特征，欧洲企业的技术优势与中国产业链整合能力形成互补。

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在欧盟国家绿地投资交易金额为24.6亿美元（2019年为63.6亿美元），占比下降至38%（2019年为55%）；绿地投资数量为21宗，虽较2019年的14宗上升，但平均每宗交易金额明显下降。

按照绿地投资金额来看，前三大热门行业为电信服务（36%）、信息技术（32%）和金融（20%），合计占总金额的88%。相比2019年，信息技术替代能源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前三大热门行业合计占总金额比重由92%下降至88%。整体行业格局的变动反映了中国境内企业紧扣欧盟数字与绿色“双转型”战略布局，符合近年来“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加速通过绿地投资出海的趋势。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信息技术（增长了27.7个百分点）和材料（增长了5.3个百分点），占比降幅最大的行业为电信服务、金融和能源。信息技术行业增速最快并跻身于前三大热门行业，或由于欧盟国家数字主权政策驱动（如5G、AI发展等需求）、规避贸易壁垒的本地化投资，及中欧车企技术合作（如智能驾驶等领域）等原因。

（四）美国：仍以技术自主化战略为主开展并购，绿地投资集中度提升

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在美国宣布的并购交易金额为30.6亿美元（2019年为28.2亿美元），占比由2019年的10%提升至16%；并购数量为21宗，较2019年上升61.5%。

按照并购金额来看，前三大热门行业为材料（84%）、金融（8%）和医疗健康（4%），合计占总金额的96%。相比2019年，金融替代可选消费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金融和材料，降幅最大的行业为可选消费、综合企业和电信服务。材料行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购金额占比高达84%，反映中国境内企业在美并购仍以技术自主化战略为主，凸显出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的迫切需求。另外，虽然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涉及关键技术的并购案审查趋严，但对金融行业相对宽松。

2024年，中国境内企业在美国绿地投资交易金额为2.9亿美元（2019年为13.1亿美元），占比下降至11%（2019年为17%）；绿地投资数量为21宗，较2019年的31宗下降32.3%。

按照绿地投资金额来看，前三大热门行业为医疗健康（57%）、可选消费（24%）和信息技术（12%），合计占总金额的94%。相比2019年，可选消费替代工业成为前三大热门行业。前三大热门行业合计占总金额的比重由77%上升至94%。相比2019年，占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医疗健康（增长了29.3个百分点）和可选消费（增长了16.2个百分点），占比降幅最大的行业为工业和电信服务。中国境内企业在美国绿地投资行业格局的变动与集中度提升，反映出其全球战略正从早期的资源和市场寻求，转向技术获取、人才吸纳以及中国消费品牌国际化深化，并更加聚焦于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增长潜力、政策影响相对较小的行业。

投资前后：财务指标特征与经营业绩改善

企业的异质性（具体体现在规模、存续年限、业务模式、所有权结构、风险偏好、生产要素组合及技术路径选择等方面），特别是其内在的“企业特定优势”尤其是“可转移优势”，影响了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方式的选择与绩效。基于开展并购交易与绿地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财务数据的分析发现：具有较高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研发密度以及流动资产比重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海外并购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可以说，中国境内企业的海外投资越来越体现了发展质量、效率、动力等方面的变革，具备了内涵式增长、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等特点。

以研发费用占企业营收比率衡量的研发密度指标来看，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研发密度高于开展绿地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且在过去5年内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研发密度进一步提升，价值链改善和提升效应明显。2024年，来自媒体、软件服务和医疗保健行业收购方的研发支出在营收中的占比最高；2019年，来自金融服务、可选消费品服务和日常消费品零售与批发行业收购方的研发支出在营收中的占比最高。

以资本开支占企业营收比率衡量的资本密度指标来看，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资本密度与开展绿地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相比优势并不明显，但在过去5年内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资本密度进一步提升，这与中国海外并购的空间整合由原来的资源丰裕型国家向技术发达国家转变的特征吻合（沈桂龙等，2020）。2024年，来自公用事业、医疗保健和电信服务行业收购方的资本开支在收入中的占比最高。相比2019年，医疗保健和电信服务行业替代工业产品和可再生能源成为资本开支比率最高的行业。

从资产规模角度来看，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资产规模总的来说比开展绿地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的资产规模要小，且在过去5年内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资产规模有所降低，这与过去一段时间内绿地投资规模，尤其是部分输出产能的重资产行业的绿地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有关，也说明了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往往意味着其资金实力越雄厚、融资渠道越广、能集中利用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越多，在对外投资时采取绿地投资模式、承担风险的能力也越强。2024年，公用事业、硬件与半导体、电信服务行业中国境内企业收购方的资产规模最大；2019年收购方资产规模最大的行业为银行、保险和公用事业行业。

从流动比率看，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流动比率总的来说与开展绿地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的流动比率之间的差异不明显，但在过去5年内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流动比率略有抬升，这或许与过去一段时间内并购交易的结构设计、融资渠道更为复杂化、多样化、合理化有关。2024年，来自材料、公用事业和电信服务行业收购方的流动比率最低；相比2019年，材料和电信服务行业替代保险和可选消费品服务成为流动比率最低的行业。

从出口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率看，过去5年，开展海外并购交易的中国境内企业的出口收入占比的提升速度远慢于开展绿地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说明近年来开展绿地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应对逆全球化、借力东道国政策、绕过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的动机更为强烈。2024年，来自金融服务、软件服务和日常消费品行业收购方的出口收入占比最高；2019年，来自硬件与半导体、可再生能源和材料行业收购方的出口收入占比最高。

思考和建议：全周期战略管理与全方位政策引导

本文主要基于彭博数据库汇集的资料，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境内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投资和绿地投资的动机、特征与结构性变化。考虑到数据的有限性、时滞性以及企业整体的差异，本文用以分析的数据和资料未必能充分拟合与有效描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的全貌和总体特征。但中国境内企业海外并购取得成功的关键，既在于事前立足战略目标、资源禀赋与市场环境来审慎选择并购路径与交易逻辑，又在于事中和事后系统识别与监控风险，还要实现缜密规划且执行到位的并购后整合，更需得到精准有力的政策引导与支持体系。

总的来说，对于具备较强自主研发能力与雄厚资本实力，且以技术跃迁或市场深度拓展为战略核心的“出海”企业而言，并购模式可被视为更具效率与协同效应的优选路径。而伴随着自身国际知名度提升、在产业链上下游经济活动中拥有的经验和优势得以加强，中国境内企业可以通过绿地投资在东道国强势输出影响力和能力，不断向产业链全链路布局延伸，一体化覆盖上游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和下游销售、运营、服务支持和物流运输等环节，或者由产业链主导企业引导和带领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展集群式绿地投资。

第一，优化境外投资模式决策机制与并购路径。中国境内企业在规划境外投资的过程中，需系统评估自身的长期战略图景、业务特点、行业特性、资源禀赋、核心能力、东道国市场环境等多重变量，以此确立最优投资模式与实施路径。对绿地投资来说，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中欠发达经济体是其理想的转移相对低附加值环节的投资目的地，面对越来越深化的全产业链本土化布局趋势，则更需要关注东道国所在区域内各经济体间的互补优势，注重利用互补优势，优化提升出海投资中国境内企业在该区域内的全产业链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境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能级。

相对而言，研发投入强度高、资本实力雄厚且具备跨境运营经验的企业主体，特别是那些以技术吸收、人才引进、新兴市场快速渗透或战略性产业布局为核心诉求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可优先考虑采用并购模式。此类企业可重点关注与中国存在显著制度文化差异但市场成熟度较高的经济体，筛选具有完善管理体系、前沿技术储备、成熟销售网络的目标企业作为收购标的。通过此类并购，企业能够有效规避市场竞争壁垒，大幅缩短市场培育周期，并快速整合当地客户资源、分销渠道及品牌资产。有意推进海外并购的企业，须精确界定并购战略的核心目标、重点行业与区域分布、交易架构和融资方式等具体并购细节。

第二，建立健全跨境并购多维度风险管控和治理机制。企业在实施海外投资时需建立系统性风险管控框架，重点应对政治、社会经济、监管合规、运营整合及税务架构等风险维度。地缘政治风险可能直接导致投资终止；创建或并购的标的资产价值则易受东道国文化、宗教环境、劳动力市场状况、生产成本结构、行业政策变动、汇率波动及市场准入限制等复杂因素侵蚀（吕晨，2024）；而跨境监管审批与税务合规问题往往成为企业创建和并购交易推进的关键制约。特别是对于投入产出周期长的绿地投资项目来说，需要开展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更准确、更谨慎地评估项目和规划的可行性及风险。

因此，企业应有针对性地做好涵盖法律、财务、技术、税务、人力资源和市场竞争性等方面的前期风险评估与尽职调查，合理设计控股平台和投融资架构，做好监管审批与合规性管理，降低税务成本和合规风险。有意开展境外并购的中国境内企业，应针对复杂的投资环境，考虑通过分散化和多元化经营等方式促进海外子公司完成上下游协作、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多元化投资主体加入并购、投保并购保证保险和境外投资保险等险种（庞溟、赖烨烨，2025）。全产业链布局战略从东道国本地化向区域本地化的晋级，也要求以绿地形式出海的中国境内企业更深刻地认识到区域内各经济体间的内生差异，尤其加深对当地政策、法律、国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了解与认识，重视加强和改善与当地政府、社区、社群的关系，积极与行业链条中的本地生态伙伴合作（庞溟、吴洁敏，2024）。

第三，拓展并购后整合与全球价值创造路径。 中国境内企业在完成海外投资后，应持续构建国际化、专业化、高效化的组织，同时进行能力整合。跨国并购并不会自然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且企业间的异质性将导致并购效果的差异（陈岩、郭文博，2019）。企业须在并购后，继续聚焦组织管理优化、本地化运营、整合流程制度、提高数字化能力与数据共享流通度、落实股东决策、实现协同效应等领域，全面发力。对开展绿地投资的企业来说，也应顺应本土化不断深化、行业分布不断多元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在当地布局不断拓展的趋势，将资金流、人流、物流更多地在当地集聚、深耕当地。

在从“全球卖”到“全球造”“全球买”“全球投”的升级中，从“产品输出”到“产能输出”“品牌输出”“文化输出”的迭代中，中国境内企业应消弭海外“信息差”“资源差”“文化差”“沟通差”与“运营差”，通过“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提升“借船出海”的规模与质量，完成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整合和优化，积极地在文化、价值、标准等层面发力，构建、塑造和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观、企业新形象、国际影响力、全球话语权，并为世界输出更多经验、贡献更多价值。

第四，建构精准有力的政策引导与支持体系。有关部门应针对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做好规范、引导和管理工作。可构建跨境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并购保证保险险种，培育跨境投资并购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和专业服务机构生态，对中国境内企业在吸收并购和创建投资过程中的技术研发、品牌使用和营销网络拓展等方面的合理支出给予财政或税收政策支持；可整合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各行业协会和企业协会、进出口商会的相关数据，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对外投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健全涉及跨境投资风险的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和快速处置机制；可优化外汇管理工具箱和融资、用汇方面的服务内容，引导和支持企业应用远期外汇、货币期权、套期保值、汇率保险等手段管理汇率风险，并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并购过程中的计价和使用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深化务实合作，明确覆盖投资全流程全周期的投资便利化行动清单，推动投资环境改善、投资壁垒减少、程序性事项与行政管理行为简化、金融服务效率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提升；可关注和推动国际商事调解与国际投资仲裁改革，持续推进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等效互认，提升中国在跨境投资纠纷解决、会计国际治理等领域的话语权。（作者：庞溟、赖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