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

<摘要>对于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思考，要建立在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双方关系既涉及到世界大国的因素，也涉及到与阿拉伯国家相邻的非阿拉伯国家的因素。对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发展的研究，是分析上述因素及其影响，并进而思考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是由中国的外交战略、海湾地区的战略格局以及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利益等因素综合决定的。本文通过研究1958年以来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中阿关系和推动“中阿合作论坛”的建设工作。 

　　（中经评论·北京）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新阶段。2010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天津成功举行，会议宣布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对于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思考，离不开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既受到中国与世界大国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包括伊朗在内的非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前一种关系的发展也影响着后两种关系。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是要将这一关系放在全球与地区两个层面考察。本文选取海湾地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探讨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对发展中阿关系和推动“中阿合作论坛”进行了一番思考。 
　　 
　　一、中国与海湾：分析框架 
　　 
　　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受到中国海湾政策的直接影响。中国的海湾政策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中国的外交战略、海湾地区的战略格局以及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利益。 
　　中国的外交战略，一方面与国际体系相联系，另一方面也和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有关。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还是从中国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发展看，与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出发点。1949年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包括两个阶段：（1）联苏反美（1949～1965年）。从1949年到1955年，是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阶段；从1956年到1965年，是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的阶段；（2）反对美苏（1966～1972年）。从1966年到1969年，是同时反对美苏的“反帝必反修”阶段；从1969年到1972年是中美关系缓和的阶段；（3）联美反苏（1972～1989年）。从1972年到1982年，是反苏的“一条线”阶段；从1982年到1989年是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结盟外交阶段；（4）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变成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因素。从1989年到2001年，是中美矛盾多发阶段，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从2001年到2010年，是中美合作不断发展的阶段，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1949年以来，海湾地区的战略格局，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全部为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1949～1958年）；1958年伊拉克革命之后的共和制国家－君主制国家对立，其基础是意识形态矛盾（1958～1979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阿拉伯－波斯对立，其基础是民族－宗教矛盾（1979～1990年）；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的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三边结构，其基础是政治矛盾（1990～2001年）；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什叶派－逊尼派对立，其基础主要是教派矛盾（2001至今）。 
　　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地缘政治利益、经贸利益、能源利益和非传统安全利益。其中地缘政治利益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该地区不被某一大国单独控制、该地区国家不出现反华政权、该地区国家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或其他中国分裂势力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配合中国总体的外交战略。 
　　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国国家利益与海湾地区的战略格局相结合，决定了中国的海湾政策。中国海湾政策的演变包括以下阶段：以伊拉克为中心的阶段（1958～1967年）；以海湾地区的革命运动为中心的阶段（1967～1971年）；以反对苏联扩张为中心的阶段（1971～1979年）；以两伊为中心的阶段（1979～1990年）；以伊朗为中心的阶段（1990～2001年）；以沙特和伊朗为中心的阶段（2001年至今）。 
　　 
　　二、中国与海湾：1958～1979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总体上是从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向务实的方向转变。这一时期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利益，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取得突破，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虽然海湾地区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都派正式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但作为保守的君主制国家，这些国家亲英或亲美，其中两伊还参加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因此，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没有取得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那时已开始向沙特派遣穆斯林朝觐团。 
　　1958年7月，伊拉克爆发革命。卡塞姆上台后，退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1958年8月，中国与伊拉克建立外交关系，这使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从地中海沿岸地区扩展到海湾地区。1958年到1967年，中国海湾政策的重点是伊拉克。 
　　1959年，中国与埃及的分歧公开化，在中苏矛盾中，纳赛尔选择站在苏联一边，并且在西藏问题、中印关系等方面批评中国。在此背景下，伊拉克不仅成为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中心，也成为中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外交中心。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虽然在政治上支持阿拉伯国家，但因为自身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缺乏影响这场远在中东地区的战争的物质手段”。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苏联身上，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变得冷淡。 
　　1965年6月，阿曼“佐法尔解放阵线”（Dhofar Liberation Front）展开针对阿曼苏丹国政府的武装斗争。1967年6月，“佐法尔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北京，中国开始向其提供援助。1968年，该组织更名为“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解放阵线”（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Occupied Arabian Gulf）。 
　　对阿曼革命运动的支持是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1965年中苏关系正式破裂后，中国的“反帝必反修”的外交战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出现外交上的极“左”思潮，以是否信仰毛泽东思想、是否反对苏联作为划分敌我的界限。中国外交面临严重困难。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促使中国重新思考“反帝必反修”的外交战略，并开始做出调整。从1969年开始，中美双方开始接触，这一变化也体现在中国与海湾的关系上。1971年，中国开始逐渐停止支持“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解放阵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首颗原子弹，成为核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提升。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中国与伊拉克关系的冷淡，为伊朗和科威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发展对华关系打开了大门。1971年，英国撤出海湾，中国和海湾君主制国家都担心苏联填补英国留下的真空；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开始改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停止对阿曼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消除了和海湾君主制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1971年3月和8月，科威特和伊朗先后与中国建交。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中国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逐渐形成。1974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这一战略思想的核心是“把苏联放到了同美国一样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中国在反对两霸的同时，还对两霸加以区别……反对两霸而又侧重反对苏霸”。 
　　科威特与伊朗发展对华关系，在全球的层面是应对苏联的威胁，在地区的层面是应对伊拉克的挑战。除此之外，中国与科威特和伊朗之间利益的交集并不多，这也决定了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淡。但无论如何，与这两个国家建交，是中国走出“文革”初期外交孤立的重要成果。 
　　1973年，伊朗出兵阿曼，帮助剿灭佐法尔的反政府武装，中国没有表示反对。1975年12月，阿曼政府方面宣布取得了胜利。1978年，亲苏联的势力开始在南也门掌权，为了平衡苏联的影响，阿曼于1978年5月与中国建交。 
　　1972年4月，伊拉克和苏联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伊苏关系密切。1973年之后石油价格暴涨，使得伊拉克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发展；1975年，伊拉克和伊朗签订《阿尔及尔协定》，两伊关系缓和。此后，伊拉克与苏联的关系开始疏远，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 
　　综上，到20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在反苏的基础上，与海湾地区四个建交国家都保持了友好关系。 
　　 
　　三、中国与海湾：1979～2001年 
　　 
　　从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中国和海湾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从以两伊为中心到以伊朗为中心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淡出，经贸利益和能源利益先后开始凸现。 
　　 
　　（一）以两伊为中心（1979～1990年）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海湾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从以伊拉克为一方、以海湾地区君主制国家为另一方的意识形态对立，转变为以伊朗为一方、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另一方的波斯－阿拉伯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伊朗方面将之解读为伊斯兰革命与反伊斯兰势力之间的对立。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提出中国的国家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事实上，中国“放弃了国际阶级斗争的主张，放弃了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在国际关系中，中国不称霸，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在国际事务中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在这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务实的立场：一方面，中国采取严格中立和积极劝和的立场；另一方面，中国与两伊发展军品贸易。由于中国强调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因此中国和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79年，中国成功组织了朝觐，中国的穆斯林成为中沙两国之间关系发展的桥梁。由于考虑到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阿联酋于1984年11月与中国建交。1988年10月，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亲王访华，11月双方决定互设代表处。中沙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与卡塔尔和巴林的关系，1988年7月和1989年4月，两国分别与中国建交。1990年7月，沙特最终与中国建交。至此，中国与所有的海湾八国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经贸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凸现。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今后国家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提出了“促进共同经济繁荣”的主张。这意味着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上。 
　　 
　　（二）以伊朗为中心（1990～2001年）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对中国的海湾政策是重大考验。海湾地区的格局从阿拉伯国家－伊朗对立，变为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三边结构。对海合会国家而言，两伊都是威胁，但伊拉克的威胁大于伊朗的威胁。对于伊朗而言，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是首要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与海合会国家利益一致。对美国来说，虽然两伊同是对手，但1991年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爆发了海湾战争，美国与伊朗之间尚未发生过战争，因此美国与伊拉克的对立超过与伊朗的对立。在海湾地区，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地区的层面看，伊拉克在海湾地区都处于矛盾的焦点和冲突的中心。 
　　从1989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随后东欧和苏联发生巨变，苏联解体。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先是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随后又提出“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种外交战略被具体化为“立足亚太，稳定周边，走向世界”。中国把外交的重点放在了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和周边地区，从而决定了中东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相应地，“总体超脱、适当参与”成为中国中东外交政策的总出发点。 
　　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与海湾地区的格局相结合，使伊朗成为中国在这一阶段海湾外交的中心。中国与伊朗两国的高层互访，是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最明显标志。20世纪八十年代，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和总统哈梅内伊先后于1985年6月和1989年5月访华，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也于1988年9月访伊。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1991年7月和10月先后访伊，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1996年11月访伊，国家副主席胡锦涛2001年1月访伊；伊朗议长卡鲁比1991年11月访华，总统拉夫桑贾尼1992年访华，总统哈塔米2000年6月访华。中国与伊朗的核技术合作和军品贸易，成为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突出表现。 
　　自20世纪九十年代起，能源因素开始在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中凸现。1992年中国经济发展提速，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1996年，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随着中国炼化企业提炼高硫油能力的提高，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合作日益密切，伊朗成为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主要国家。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中国加紧开拓中东和非洲市场。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能源进口与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1978年之前，中伊（朗）贸易额不超过1.2亿美元，1995年达到约5亿美元，2000年达到约25亿美元，2001年达到约33亿美元。1995年中国开始从伊朗大规模进口原油，2000年进口量猛增，达到700万吨，占当年原油进口总值的10%，2001年为1085万吨，占原油进口总值的18%，伊朗成为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 
　　 
　　（三）20世纪九十年代伊朗对于中国外交的特殊意义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世界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中美之间矛盾和分歧不断。1992年9月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1995年5月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1996年3月发生“台海危机”。随着1997年和1998年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2001年4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可见，整个20世纪九十年代，中美关系处在高度不稳定状态。与此同时，在人权、西藏、贸易等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矛盾。 
　　冷战后，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1991年1月的海湾战争、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东势力萎缩、1993年9月巴以和平协议签署等事件，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大体上确立。 
　　与此同时，包括海湾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对于中国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成为伊朗、土耳其和沙特扩展影响力的对象；阿富汗陷入内战，并于1996年出现塔利班政权。这种局面使中国西北边疆大门洞开，从以前大部与苏联接壤、只有一条主要通道与巴基斯坦相连的局面，变成与中东主要国家乃至美欧等世界大国紧邻的局面。中东地区与中国周边地区密切相连，成为中国西部安全的“战略延伸”。在地缘政治之外，中东地区对于中国的经贸和能源意义也日益突出。 
　　在上述背景下，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对于中国外交而言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和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之间的关系，二是中美双边关系和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关联性。这意味着中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寻找外交支撑点，不仅能够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还能够平衡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乃至全球影响力。 
　　在海湾地区，以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同。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判断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际地位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与中国发展关系比较谨慎。同时，伊拉克和伊朗面临着美国的双重遏制，而伊拉克更是国际制裁的焦点。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在海湾地区必须选择一个支撑点的话，那么伊朗就成为唯一的选择。此外，随着苏联退出中东以及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确立，叙利亚失去依靠，伊拉克受到制裁和孤立，埃及和约旦先后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这意味着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加剧，阿拉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总体地位有所下降。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开始比较平衡地处理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相对于中东非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在数量上的优势逐渐减弱。 
　　 
　　四、中国与海湾：2001年至今 
　　 
　　2001年“9·11”事件爆发，中美关系和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1年以来中美关系取得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2001年“9·11”事件、2002年伊朗核问题升温、2003年伊拉克战争，使海湾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中美关系改善和中东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沙特和伊朗成为中国海湾外交的中心。 
　　 
　　（一）中国与沙特 
　　 
　　沙特对于美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以合理价格稳定供应石油、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平衡伊拉克、制衡伊朗等几个方面，美国需要沙特的合作。“9·11”事件使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2003年5月，沙特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沙美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加强。与此同时，伊朗核计划升温和伊拉克战争爆发，也促使沙特和美国进行合作。但双方关系的波动，促使沙特开始思考在国际关系中采取更为平衡的立场，在阿拉伯世界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2005年8月，阿卜杜拉继任沙特国王。“从2005年开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努力加强沙特与欧洲和亚洲伙伴之间的关系，努力在诸如黎巴嫩和巴以冲突等地区安全问题上建立并领导阿拉伯共识。”从沙特方面讲，发展对华关系符合沙特的地缘政治利益。 
　　中沙两国之间的经贸和能源关系也迅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沙贸易迅速扩大。从2001年开始，沙特连续多年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18亿美元。在能源领域，中国是沙特石油的主要市场。2007年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2600多万吨，2008年进口3600多万吨，2009年进口4100多万吨，沙特一直保持着中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的位置，而2009年中国甚至超过美国成为沙特原油的第一大进口国。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使得中沙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特殊意义。阿富汗战争之后，随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变化，反对恐怖势力、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特别是非传统安全成为中国在海湾地区新的国家利益。沙特是伊斯兰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与沙特的合作对于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背景下，中沙两国关系迅速发展，高层互访频繁。2006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访华，这是1990年两国建交后沙特国王首次访华。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沙特，2008年6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沙特，2009年2月胡锦涛主席再次访问沙特。 
　　 
　　（二）中国与伊朗 
　　 
　　21世纪初，对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就是伊朗的崛起：首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朗两个最大的地区对手，即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其次，伊朗通过波斯文化与什叶派信仰两个层面，扩大了自己在中东、中亚地区的影响力。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表示，一个从伊朗开始，经过伊拉克南部，沿叙利亚直到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正在形成。事实上，除了这个“什叶派新月地带”，在海合会国家，也有为数不少的什叶派，一个“什叶派环海湾地带”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和伊拉克战后重建，使“什叶派新月地带”得以成形，并将“什叶派环海湾地带”和“什叶派新月地带”连在一起；再次，2003年到2008年世界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伊朗获得了比较充足的资金；第四，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2004年美国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升温。这些因素使得伊朗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上升。 
　　2002年以来，伊朗核问题日益凸现。伊核问题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2002年8月到2005年8月，主要是英、法、德三国试图通过外交努力促使伊朗中止铀浓缩计划；2005年8月之后，形成了伊核问题六方机制，并逐渐形成了美伊两国直接对立的格局。2005年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以来，伊朗对以色列的态度日趋强硬。伊朗崛起的局面，加上伊核问题和伊朗反以的立场，使伊朗成为美国在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核心关注，美伊对立加剧。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虽然推出了对伊朗的接触政策，但伊朗作为美国核心关注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伊朗地位的上升和伊美对立的加剧，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中国发展与伊朗关系的客观环境。在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伊朗在地缘政治和能源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经贸和非传统安全方面，也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决定了中国不能不把伊朗作为中国在海湾地区外交的中心。另一方面，在全球格局下，中美关系被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必须考虑美国的核心关切，不能因为全力支持伊朗而损害中美关系。这就需要中国审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200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问伊朗，2002年4月江泽民访问伊朗。在伊朗方面，2008年9月伊朗总统内贾德访华。“上合组织”峰会成为中伊两国领导人会面的重要场合，2006年6月在上海，2007年8月在比什凯克，2009年6月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两国元首先后会晤。 
　　 
　　（三）中国在海湾地区外交格局面对的挑战 
　　 
　　当前，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格局，是以沙特和伊朗为中心，其蕴含着内在的矛盾。 
　　首先是海湾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从沙特的角度讲，周边的伊朗、伊拉克、埃及、以色列都是中东的大国。沙特虽然石油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很大，国家富裕，但军事实力比较弱，安全方面存在重大隐患。1962～1970年的也门内战、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1990～1991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都充分说明了这种安全隐患对沙特的挑战。沙特事实上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最后的和战略性的安全保障。对中国而言，虽然沙特在地缘政治、经贸、能源以及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意义都有很大提升，但本质上沙特是一个亲美国家，这一点是沙特的国家安全状况决定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满足沙特在安全方面的需要。从伊朗的角度讲，伊美关系的对立也成为制约中伊关系发展的因素。伊朗对中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中国不得不顾及美国在伊朗方面的考虑，特别是在伊核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之下。 
　　其次，从1979年以来，伊朗和沙特总体上处于竞争状态，一段时间甚至处于敌对状态。沙特以逊尼派中的瓦哈比派教义为立国的基础，而伊朗则坚持什叶派伊斯兰教；沙特实行君主制，伊朗采取了以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思想为基础的共和制；沙特实行亲美政策，伊朗则长期反美。两个国家事实上在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20世纪八十年代，在沙特东部省什叶派穆斯林、朝觐以及海湾安全等方面，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冷战结束以来，在阿拉伯世界内部沙特地位上升，成为目前阿拉伯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21世纪初，伊朗崛起成为中东战略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因此，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关系加剧。在海湾地区，伊朗的核计划对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形成巨大威胁；在对以色列关系方面，沙特立场温和，伊朗内贾德政府上台后立场强硬；在黎巴嫩问题上，伊朗支持叙利亚的立场，支持什叶派的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沙特则支持黎巴嫩的逊尼派，支持亲西方的改革派势力；在伊拉克，沙特担心什叶派力量过于强大，而什叶派恰恰成为伊朗支持的重点。伊沙两国之间的矛盾，使得二者之间的分歧成为影响中国与两国关系的因素。 
　　最后，包括伊朗和沙特在内的整个海湾地区，对于中国的战略利益而言日益重要，因此，中国在21世纪初，将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定位为中国的“大周边”。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将中东定位为“大周边”，意味着中东地区在中国外交战略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促使中国思考如何更好地把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并对“总体超脱、适当参与”的政策出发点进行新的审视。 
　　 
　　五、对“中阿合作论坛”的若干思考 
　　 
　　对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发展的考察，可以引发对进一步发展中阿关系和推动“中阿合作论坛”建设工作的一些思考。 
　　 
　　（一）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利益，是思考如何发展中阿关系的出发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指出：“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利益，至少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王缉思教授进一步指出：“在美国大战略的谋划与执行中，我认为更值得借鉴的不是战略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如何把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操作过程。”因此，在中阿关系中，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关键是如何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具体化和细化为中国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和海湾地区的区域性核心国家利益，使国家核心利益能够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美国前驻阿富汗和伊拉克大使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在其所著的《21世纪的政治冲突》中，明确提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六项主要国家利益，包括阻止有敌意的区域霸权的出现、以色列的生存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完善、石油的获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促进政治与经济改革并通过改革促进区域内的稳定、对恐怖主义的遏制。为了进一步发展中阿关系和建设“中阿合作论坛”，有必要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某一个具体区域相结合，从而将国家利益细化乃至深化，使其在决策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思考中阿关系时，需要考虑美国等世界大国的因素，但不能被其他国家的思维模式所左右 
　　 
　　罗伯特·马雷（Robert Malley）和彼得·哈陵（Peter Harling）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华盛顿依然认为中东划分为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应该加以支持的温和的、亲美的阵营和一个应当进行遏制的好斗的、亲伊朗的阵营。”美国政府的这种观点意味着美国将一部分阿拉伯国家视为对手或者敌人，当美国对这些国家进行遏制的时候，必然对中国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表示不满，在某些时候甚至会施加一些压力。这恰恰是中国外交与美国的本质区别。王缉思教授指出：“今天中国的国际战略不需要像美国的大战略那样预设敌国。”这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因此，中国在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应该平衡地发展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既要发展与沙特、约旦等被视为温和阵营亲美国家的关系，也要发展与叙利亚、苏丹等被美国视为激进阵营反美国家的关系。 
　　 
　　（三）在发展中阿关系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该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平衡地发展与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 
　　 
　　以伊朗为例，通过对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发展的考察可以看到，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是中国在海湾地区外交的一个重点。随着21世纪初伊朗崛起局面的出现，伊朗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对中国而言，伊朗首要的意义在于地缘政治方面，而非能源和经贸方面。伊朗在地缘政治方面可以成为制约美国的因素，这种作用是其他国家很难替代的。对中国而言，目前首要的安全威胁仍然是美国对中国的制约。“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是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唯一有能力、有意愿对中国构成全局性威胁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可以借重的力量相对有限。发展中国家日益分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就意味着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很难得到改变。于是，“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国际体系制约美国和主要西方大国，但并不想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是在融合的过程中和西方国家实现互利共赢。”有学者认为，伊朗、朝鲜和一些拉美国家试图同美国相抗衡，成为体系外的国家或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另类。但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也把伊朗这样的国家视为另类，而是应该看到其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目前，在中国国土以西，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中亚地区有“上海合作组织”，通过“中阿合作论坛”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与非洲国家建立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在整个中亚、中东、非洲的大格局中，伊朗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链条。因此，在全面深化与中亚、中东、非洲国家合作的大背景下，我国应该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上，进一步思考如何定位中国与伊朗关系。 
  

（《阿拉伯世界研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