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现象：在华阿拉伯穆斯林的生活现状与文化调适
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作为号称当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之地，近年来古名稠州的义乌市声誉甚至远播海外，从世界各国来此地经商的外籍人士，多如过江之鲫。据近年来的当地相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持外国护照的流动人口全年已有58万之多，分别来自的国家竟有200多个，其中与中国建交的有185个。经过批准而设立的境外公司企业代表处有3000多家，来自中亚、西亚、东南亚、北非等2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代表处，又占到一半左右，约1500家；在由外国商人及其家眷构成的庞大流动人口群体中，又以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的居多。从整个义乌市来看，常住下来并且在市公安机关注册的中外穆斯林(包括西北各地来此谋生的国内各族群众)共近2万人，而国外穆斯林就占了60％左右。在宗教信仰背景相对其母国，甚至比我国的西北而言都要淡薄许多MY-乌市，这个相对特殊的阿拉伯穆斯林社群在精神生活需求层面上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换言之，他们的文化调适能力，依旧面|描着严峻的考验。2011年3月以后，我们曾在专门的田野考察中通过友人的接洽，对当地一些阿拉伯外商进行了访谈，本文主要围绕目前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现状展开论述，尚祈识家教正。
一、外来商人的文化调适
由于自2011年人春以来，接踵发生在北非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埃及全国民众的大规模示威，导致了长期占据政坛统治宝座的强人如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等先后下台，嗣后北非利比亚内战的打响，包括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颉颃乃至到大规模的流血对抗，都让义乌的外商尤其是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多了一份对当下时局的牵挂和焦虑。义乌繁华路段上那些挂着阿拉伯穆斯林经营招牌的店铺里，墙上的挂壁式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几乎清一色的是通过卫星电视接收的用阿拉伯语播放的时政快讯及新闻连续报道，也有的是反映阿拉伯世界民俗风情的文艺片或电视剧。除了在街头巷尾洋溢着相当浓郁的异邦文化气息之外，也能让人感受到留居义乌的外籍穆斯林牵挂千里之外家园的真挚情感。通过接触，我们了解到，但凡涉及到对北非事件局势的看法，无论是做物流的，还是开饭店的，几乎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的生意受到来自中东动荡局势的明显负面影响：从义乌各家穆斯林外商经营的店铺、餐馆喜欢不停地播放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同步新河节目的情况来看，这也成为他们在第一时间获悉北非及阿拉伯各国政情的最主要渠道：
就总体而言，居住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外商，尽管各自的背景、阶层都有差别，但他们对中国基本上抱持正面的印象，评价相当高。而若联系到具体的个人状况，却藏带微词，说到激动时甚至有较强烈的抱怨。最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签证过于困难给外商的经营往返造成麻烦。绝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对签证的办理．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太不方便了，由于外商在华的商务签证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限制，往往在他们生意上的运作刚刚有了一些进展的苗头，却不得不因为签证到期而得重新去花费精力去打理；同时因为国情有别，文化上的差异也客观存在，外商在办证时，往往会冒出诸多不方便的因素，所有这些麻烦事，都令义乌的外商们感到困惑和无奈，有的更是觉得不可理解。这些因素实际上给他们造成了经济利益上的直接损害。这也是造成他们对此现象反感的主要原因。
2．阿拉伯穆斯林外商对自己子女的阿文教育及其它的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方面主要是指义乌当地阿拉伯母语教育的基本匮乏，目前相关的学校配置根本无法满足那些和家眷一起生活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外商，后者为让子女受到和自己家乡孩童一样的母语教育，很希望能有教授阿拉伯语的专门学校，或者是在现有的学校里配备这方面的外籍教师，由于目前我国国内在这方面的配置还完全跟不上，同时政策上也有相应的规定，故此，穆斯林外商们与当地教育管理机构的沟通始终没能获得进展。不少外商在谈及这点时无奈地表示，只能在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时，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因为在中国，实在无法满足其子女教育上的需求。除此之外，其实还有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考量。如有的阿拉伯外商虽说已经娶了中国女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却依旧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义乌接触过一位来自约旦的青年莫罕，年届而立，来华居住已有多年，其妻为中国籍女子，莫罕自己数年前也已取得可定居在中国的正式资格，故此相对其他在义乌的阿拉伯外商来说，他并不存在办理签证之虞。莫罕在义乌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餐厅，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即便是“华化”程度达到如此之深的他，在与我们做深度访谈时，他还是向我们吐露心声，表示一俟自己的女儿到了一定年龄阶段，即会立刻将她送回约旦老家。理由很简单，一是可以让孩子学到正宗的阿拉伯文，二是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尤其是对女孩子而言，缺乏这方面的传统伊斯兰教礼俗的熏染，是作为男性家长的莫罕觉得无法接受的。可见，穆斯林是非常看重对穆斯林女孩的发蒙教育的，让她们从小就知晓伊斯兰教教法及穆斯林妇女必须恪守的文化习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毕竟目前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义乌市，其地相关宗教文化的氛围，比其母国要淡薄许多，无怪乎这些祖籍阿拉伯国家的外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会存如此打算。
3．与宗教生活相关的问题。在义乌的外籍穆斯林在宗教上非常虔诚。每周五前来做主麻礼拜的穆斯林人数逾万，由于外籍穆斯林人数增长快，流动性大，且涉外性强，这使原本没有伊斯兰教场所的义乌，陡然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现有的位于义乌市江滨西路的义乌清真寺，其前身是当地一家丝绸厂弃置不用的仓库厂房。2009年，义乌清真寺内的墙面曾出现了开裂的情况，清真寺的内部管理人员将该情况进行了反映，但一时无法解决。由于危房情况的出现，原本集中在清真寺内进行的主麻礼拜不得不移至寺外，马路上全是人。加剧了路面的交通堵塞，严重时清真寺附近的交通都陷入瘫痪状态。危房问题之外，对平时留居义乌的穆斯林行商坐贾而言，生活中还有相关墓葬方面的要求，因为一旦出现外商穆斯林本人或家人去世的状况，只能用昂贵的费用将遗体运回其母围。故此有的外商在谈话中就提到是否可以允许他们在当地购买供土葬用的墓地，而这样的要求在当下显然是很棘手的问题。
4．和义乌当地中围居民之问时有纠纷。除了经济交往中的纠纷外，还有类似受到敲诈或欺侮的情形。有的餐馆老板表示，在经营时曾遇到当地流氓的挑衅，他觉得人身不安全，所以想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纠集穆斯林同胞，和对方干仗云云。也有一家土耳其餐馆，平时顾客盈门，生意相当红火，前来的常客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商贾。老板告诉我们，中国的房东在其装修完毕后就将原来的租金大幅度提价，从原来的40万抬升至180万，双方矛盾之激烈程度，可以想见。根据我们事后从其它渠道了解到，还是当地政府部门介入解决，略为压低了一些租金才了事。但这已经引起店主和那些常来光顾餐馆的外商顾客们的非议。
其它如发生与当地民众打架之事，甚至有外籍人士被打成植物人的个别例子，外商谈及此事至今还是心有余悸。另外在言谈中，对当地工商等各类管理人员的素质表现或警察等执法人员的态度粗暴等也都有意见等。
我们以为，考虑到义乌城市情况的特殊性，上述外来阿拉伯穆斯林群体面临的一些问题，主要属于文化调适的范畴，不同的国度和所在国民众生活圈天然形成的文化氛围截然不同，必然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出现，而这些问题又都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更由于该特殊群体大多来自域外的伊斯兰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有着相互同声共气且彼此凝聚力强的特点，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汲取包括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胡贾番商的治理得失教训，以及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籍穆斯林群体的管理经验，做好对阿拉伯穆斯林外商的管理以及包括伊斯兰教管理在内的各项工作，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二、有的放矢的应对措施
根据当地政府部门人员的相关介绍，目前情况是，一方面义乌检察院现有编制178人；义乌公安局现有编制1200人；民宗部门现有编制12人。而现在义乌的公安民警每人每年经手的案件数平均在500件左右。另一方面，有些外国人不是从义乌口岸入境的，来义乌后也不入住当地的宾馆，而是直接住到在义乌的外商朋友家中，住不了几天就走了，所以义乌的境外流动人口数字很难统计。可见，现有的警力所面临的社会管理压力和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再从伊斯兰教方面的管理来说，清真寺的内部自身的管理人员共有11人，当地民宗部门负责伊斯兰教的人员有3人。在前两年清真寺危房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时，2009年12月，义乌的穆斯林曾准备集体上访，其中既有来义乌的国内各地穆斯林，也有外国来华经商的穆斯林。他们声称：“危房问题市里不解决，就去省里上访，省里不解决就去上海的世博会，再不行就去北京。”最终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干预下，上访未能成行。试想倘若真的动议成行，将造成国际性的负面影响。按照相关人员介绍，目前义乌政府已出资800万元用于清真寺的修缮，现在内部大殿等处的装修已经完成。
针对上述情况，若从和谐社会的建设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加以考虑，我们感到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可以作为抓手：
一是完善对外服务工作。在义乌当地更多地开办专门为外商办理各种签证——F签证(经商)和Z签证(工作)的服务性机构。包括在特殊条件下提供诸如绿色通道之类的人性化、快捷式的服务措施，让外商无此之虞。根据我们得到的资讯，浙江省有关部门已经着手组建相关中介公司和提供办证方面的便利措施。
二是开办各类阿语学校。结合相关事实，即在义乌有部分外国穆斯林商人和中国汉族姑娘结婚，更多的已在义乌市生子买房，过起标准侨民生活的实情，适当地增设有教师资格的外籍教师执教的侨民子弟周末学校或阿文补习班，并加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类学校的督导。
三是将强对礼拜点关注。除了关注义乌唯一一家清真寺的修缮改建外，还需加强对目前义乌一些外商公司或寓所内设置临时的礼拜点的注意。至少对在哪些地段和住宅小区有这样的礼拜场所，有关部门要做到心中有数。
四是常与外商进行沟通。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出面，联系外商穆斯林中有社会影响的人士，以开座谈会、茶话会、晚餐会等形式，倾听其诉求，设法予以解决，或对有误解的地方进行解释，形成彼此保持双向沟通的良性机制。尽量不让外商穆斯林群体形成相互抱团及与政府部门有意作对的局面。
五是发挥友好外商作用。加大与那些已和中国居民联姻或自身汉语相当娴熟的穆斯林外籍商人的联络，和他们保持比一般外商更加紧密的友好关系，在其商业经营中予以给力的襄助，这对了解义乌外商穆斯林群体中的信息和做好各项相关工作，有直接的助益。
在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媒体在介绍小商品经济招徕大量国外商人云集于是地之现象时，总是习惯性地或有意无意地将欧、美来的外商放在头里，对此，不少来到义乌经商的中外穆斯林，很不以为然。因为这种说法太过于牵强，在义乌，长袖善舞的外商，来自欧、美国家的占很小比例，绝大多数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这是不争的事实。看来，要取信于人，得对实情予以客观真实的报道。它如尽量发挥国内现有的阿语人才的培养，让该专业的毕业生在义乌这样的城市里发挥作用；兴建在建筑形制上有明显阿拉伯文化风格的高级清真饭店等，都将为义乌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力和文化魅力。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众所周知，自唐初以降，从大食、波斯等地来到中国的胡贾番商，就麇集在长安或广州等地，唐王朝为便于管理，还推行了专门的蕃坊制，以应对这种特殊情况，从而对这些穆斯林侨民进行了有效地管理。如今，古时的蕃坊制显然不会重现于世，但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却值得今人汲取。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伊斯兰教还未完成土著化即中国化，并没有生根落叶，它还只是侨民宗教。唐武宗灭佛时，那些流布于波斯、中亚一带地区，并传人华夏，在唐朝颇受统治者礼遇的外来宗教如袄教(又叫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等，最终难免池鱼之殃，和佛教同遭禁止。史载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在佛教被“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的同时，这些在中土传习的外来宗教也共有僧侣二千余人被勒令还俗。可偏偏是穆斯林这样的对外不传教而相对封闭的社群，却能让自己信仰的伊斯兰教安然无恙地躲过历史一劫，这从后来抵达广州，亲眼目睹广州蕃坊实况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著作里得到印证。
苏莱曼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时曾到过唐代外商云集的广州，在其游记中作如斯记载：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日康府。其处有回教掌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于广州，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愿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古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
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中国至是时，仍无一人信回教者。”。
事实上，武宗灭佛后次年即告驾崩，宣宗上台后立即改变国策，又下敕恢复了佛教，但袄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宗教却都一蹶不振，毕竟它们不象佛教那样根基扎实，势力雄厚，其中袄教在中国的流传，到南宋后就不再见于史籍；景教更因这次灭顶之灾，竞在中国内地无法存身；摩尼教虽于五代、北宋时，在民间还有些影响，终究也是元气大伤，以后传到江南等地，南于更加汉化，且又走上了秘密结社的发展路子，更多的是与历代多次农民起义搅和在一起，已非其宗教文化之原貌。反观当时在华的伊斯兰教及外来穆斯林生活状况，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抵达广州的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距会昌废佛只有几年时间，可在苏莱曼眼中，至少在大量外来穆斯林聚居的广州一地，传人中华已有200年左右的伊斯兰教，似乎毫无半点刚刚遭受过劫难的痕迹，是地穆斯林社区中的宗教生活，相当有序顺畅，以致让来华做生意的异国商贾“颂声载道”。作为一个外国商人，无须在自己的游记中对别国政府大加溢美之辞，上述描写，当属较为客观的记载。其实，上述这段文字显露的信息，还清楚地表明了伊斯兰教在当时的中国，纯属“侨民宗教”，全然不与中国本地民众发生任何关联，这也正是伊斯兰教作为域外宗教文化，却不被取缔的奥秘所在。而苏莱曼笔下描述的情况，无疑就是有着鲜明伊斯兰教色彩的文化场域。
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但移民社会的特质也很明显。这里在在可见各种国家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场所，其中有一条非常特殊的“阿拉伯街”，其文化特色之鲜明，令外埠游客印象深刻。笔者曾随当地的朋友，于2009年开斋节当晚，徜徉在这条街上，除了入夜后在街上依然可见的正在抽水烟的人们身影外，那街角上矗立的清真寺，紧挨着的各种标有阿拉伯国家或土耳其店名的铺子，都全方位地构成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可以想见，这对来自异国他乡的穆斯林而言，其心理上产生的亲切感，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我们再来借鉴一下外籍斯林在日本的生活状况，或许亦能有所启发。日本是奉行传统宗教神道教的国家，历史上佛教和基督教传人后，形成三大宗教共存的局面。十九与二十世纪时，主流宗教中先后衍生出不少新兴宗教，加上普通民众生活中也保留着的各种民间信仰，是故其国的宗教信仰层面上呈现的是一巨大而又庞杂的混合体，支撑着日本各群体民众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要。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体系之一的伊斯兰教，在日本却影响较弱，相关的伊斯兰教社会团体多由外来侨民社群构成。目前在日外国穆斯林主要分j波流人，第一波是在1985年日本泡沫经济景气时，南亚各国的穆斯林作为劳动力流入；第二波是在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两伊战争(1980—1988)也已结束，有大批伊朗裔穆斯林劳动者流入；第三波是1995年，有大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劳动者流人；另外还有伊斯兰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等。目前在日本的200多万外国人中，穆斯林不到10万，所占比例相当小。但各地的清真寺已经颇具模样，在今日日本的宗教信仰文化中，伊斯兰教也已占有一席之地。
随着在日留居的外籍穆斯林群体扩大，相应的社会功能需求也自然呈现于世，清真食品、对儿童教育、葬礼的举行和宗教礼拜设施的完善等等，而外籍穆斯林移民彼此团结扶助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起于日本各地的清真寺，就是这张无形网络的最主要连接点。不过，日本社会亦有无法吸纳或消化的问题，如穆斯林坚持反对火葬而选择土葬，可日本几乎就不具备供归真的穆斯林入土安葬的陵园墓地。以位于东京都府中市的多磨陵园(建于1923年)外国人墓区来看，它基本上已处于饱和状态；而山梨县盐山市(现已并人2005年成立的甲州市)的伊斯兰陵园建成于1969年，是首座日本裔穆斯林的专用墓地；还有兵库县神户市立外国人墓地(1961年正式开园)，这里有日本最早的神户清真寺(1935年建立)，该墓地所埋葬的约2500个外国穆斯林都是明治以来与日本关系渊源较深者，一般的外国穆斯林是没有在此安葬资格的。是故外籍穆斯林社群虽说利用内部的资源整合及动员，但他们在日本各地寻找可建新墓地的要求还是到处碰壁，为此在2010年10月18日的《朝日新闻》电子版上也有反映，据说当下日本穆斯林的土葬之地只有山梨县甲州市和北海道余市町这两处，而2001年的“9.11”事件，使世人对穆斯林的偏见加深，加上日本本身根深蒂固的反土葬情绪，令外籍穆斯林想在枥木县足利市再购地造墓的想法受到强烈的杯葛，反对抗议的告示牌插满了日本伊斯兰文化中心购买下来准备造墓的地方。由此可见，整个日本社会在土葬方面还是属于很不宽容的，但这也并没有消磨掉外籍穆斯林社团在此方面的不懈努力。2010年3月，东京早稻田大学召开第二届清真寺代表大会，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墓地不足的问题。这些情况虽说暴露出外籍穆斯林群体在日本遭遇到同样的文化窘境，不过出于进行时状态中的磨合，毕竟还是朝着不断努力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行，如驻日的沙特大使代表日本的伊斯兰中心一直坚持做大量关于墓地问题的工作；它如日本的穆斯林子女教育问题、政府与地方民众自治团体在多民族共生社会发展中的应对措施等，都有一定的起色，至少各方对这些社会问题相当重视，也有利于问题得到解决。
常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唐宋旧日的蕃坊制已经无法在今天的神州赤县得到克隆，但往昔封建王朝的管理模式却可提供历史的经验；域外异国的外籍穆斯林问题虽不尽相同，各所在国不同的解决之道也难以照搬复制，可伊斯兰文化场域的内在精髓及外在标识，却有着根本的共通之处，今天留居义乌的阿拉伯商人社群，固然不可与古代的广州侨民社区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还是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若是取法于唐时管理外侨之道以及各国对待外籍穆斯林的举措，向其提供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以特殊的街区和配套的文化措施，可令其有宾至如归的居家享受，还能使来华的各国阿拉伯商人们较快地完成文化调适过程，不致出现前文提及的外商急着要将自己的冲龄女童送返故乡的状况和由此产生的怨尤。同时，尽量不去回避或搁置面临的问题，用积极的态度有所作为地去设法解决问题，也应是相关部门应该持有的立场。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在文化调适期中完成的各种磨合，会让义乌这座城市中出现今天的新蕃坊和中华版的“阿拉伯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