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到这一切的繁华,你能够想象,这是一个频繁发生战乱的国家吗?”富豪们一掷千金去购买毛毯,却只肯给女工两百美元一个月。
黎巴嫩的孩子。
“中国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世界”
虽属“敌对”教派,两位马麦德看待世界的大部分观点,却惊人一致。
巴基斯坦马麦德是个爱思考的人,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中国人不如美国人有创造力?
我按照标准答案回答说:这是制度原因。中国人每个个体都不比美国人差,但制度和社会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达不到本来应该达到的高度。
我的回答让他很不满意。“看,这是美国人准备好的答案,偷偷塞给了你。”他不容反驳地说:“既然你说美国制度好,那么,你给我举几个例子,中国人去了美国后,又做出了什么类似于乔布斯那样的成就?”他特别提到了去世不久的乔布斯。
我告诉他,许多中国人到美国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摆了摆手,“多少个诺贝尔奖都没有用。我说的是真正的创造力,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记住乔布斯。”
我想了半天,举出来两个例子:一个是华人何大一(David Ho)发明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将艾滋病变成了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减轻了对人类的损害程度;另一个是旅美台湾人建立的Youtube网站,人们可以用它便利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分享视频。
巴基斯坦马麦德对第一个例子没有说什么,但对第二个例子表示了认可,看来他对Youtube的印象很深刻。
“但毕竟例子还是太少了,对吗?除了这两个,你也举不出更多的来了。”他反问。我不得不承认:是的。
巴基斯坦马麦德继续说道:“听你说过之后,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也许中国已经很强大了,但中国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中国人的某些缺陷,比如创造力不足,让中国不可能领导。”
我想继续反驳,因为他的话带着人种歧视的成分,他认为缺陷在中国人种本身,而不是制度。但他已经不再想听我的辩解了。
巴基斯坦马麦德对于任何可能被解读为西方思想的观点都极其敏感,只要认为我的观点来自西方,就会毫不犹豫地反驳。“西方的观点永远只适用于西方,既然这里是伊斯兰的土地,就不要指望他们的东西能用在这儿。”
“比如,你来之前,所接受的关于黎巴嫩和贝鲁特的消息大都来自于西方的新闻报道,”他举例说,“但那都是错的。在贝鲁特,没有真相。除非你自己去观察和思考。”
从那天开始,他决定带我去看更加真实的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缩影,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有所反映,而所有混乱也都可以看到。
除了巴基斯坦马麦德之外,土耳其马麦德也在努力把他眼中的贝鲁特展现给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虽然出身于不同的教派,这两个教派在政治和军事上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两位马麦德看待世界的大部分观点却惊人的一致。
总结起来:他们都反对世界的干预,却无比仇恨犹太人和以色列,并对西方价值观带来的颓废和不平等深恶痛绝,试图恢复穆斯林的传统。在他们的眼里,穆斯林传统美德是世界上最大的真理,他们的责任就是将这个被抛弃的真理重新恢复,为了恢复真理,不排除使用强迫的手段。
我当时不理解的是:穆斯林眼中的世界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微小的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为了这微小的不同而兵戎相见。但我没有来得及问他们,这个问题太尖锐了,需要我自己来寻找答案。
我也避免陷入他们的诱导之中,只是希望能够忠实地将他们的观点呈现出来,并通过对比不同的观点,寻找中东问题的根源所在。在这个目的下,我把他们的看法综合起来,形成了穆斯林世界整体上对黎巴嫩的认知,并扩展到对整个中东、世界的看法。
逊尼派带我看——黎巴嫩的豪华和奢侈
贫富之差令他愤愤不平。这一刻,他比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都更加充足。
从2011年兴起的伊斯兰革命(或者阿拉伯革命)影响了许多国家,从北非的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到亚洲的叙利亚、也门,还有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的伊拉克。
在这一轮混乱中,黎巴嫩虽然也不够稳定,却幸运地保持了大体上的和平。但两位马麦德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要让我看到的就是和平幻象之下混乱、不公平的现实。这些现实决定了所谓的和平,只是战乱中的短暂停顿。
巴基斯坦马麦德首先向我展示的是黎巴嫩的豪华和奢侈。
当一个旅行者刚到这里,都会吃惊于黎巴嫩的富裕。我住的旅馆在贝鲁特最为繁华的市中心地区(Downtown),这里有着黎巴嫩政府精心打造的商业区(Beirut Souks)。
这片商业区比北京、上海的任何一个区都要有格调得多,充斥着酒吧和各种奢侈店,到了晚间,众多的俊男靓女穿着正式或者暴露的服装在街边坐下,边吸烟边喝酒,欣赏着乐队的表演。在大街上,大尺度裸露的广告旁,就是严肃雄伟的清真寺。黎巴嫩不像是个伊斯兰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反而像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贝鲁特,大尺度的广告和背后的清真寺,体现了黎巴嫩社会的矛盾。
贝鲁特,中心商业区的街头演出。
贝鲁特,俊男靓女的夜生活。
这里的人们穿着也最开放,有的女孩子还戴头巾,有的不仅不戴,还穿着超短裙,半裸着乳房,她们仿佛生活在纽约巴黎,而不是中东。
但这还不是全部。巴基斯坦马麦德带我出入于各种各样的高档场所,从门口保安林立的高档酒店,到专门为富人游艇打造的小型港口,港口里停满了众多的奢华船只,都属于黎巴嫩的富豪们所有。
在海边的汽车商店里,有着以美元计价的保时捷、法拉利。距离汽车店不远的是毛毯店,巴基斯坦马麦德随便指着一块毛毯询问价格,漂亮的售货小姐熟练地用英语和我们交谈,随手翻开毛毯露出价格牌,竟然是令人咂舌的30多万美元,数字有零有整,精确到个位。在我惊叹于这些富人们的奢华玩具时,巴基斯坦马麦德却游刃有余地询问着毛毯的产地是伊斯法罕(伊朗中部城市,古丝绸之路重镇)还是设拉子(伊朗南部城市,古波斯帝国中心),并对毛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看到这一切的繁华,你能够想象,这是一个频繁发生战乱的国家吗?”从店里出来后,巴基斯坦马麦德问我。我回答想不出。
“那么再跟我来看。”他拉着我的手,随便走到了大街上,看到一位黑人保安。黎巴嫩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却仍然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劳工来做低级工作,这位黑人保安显然就是劳务输入人员。
巴基斯坦马麦德混杂着英语和阿拉伯语与保安攀谈了起来。这位黑人保安来自非洲中北部的一个国家乍得(Chad)。“你的工资是多少?”巴基斯坦马麦德突然直截了当地问道。
“四百美元,先生,四百美元。”乍得人毕恭毕敬地回答。他每天需要从早上六点站岗到晚上十点,不准坐,也没有休息时间,吃饭时间要自己挤,但他对四百美元工资非常满意。
来黎巴嫩务工的人员大都来自南亚、东南亚、北非、东非等地。另一位孟加拉来的女仆工资是两百美元(中东国家女工工资偏低),埃塞俄比亚来的扫地工三百美元。印度的店员挣得多一些,五百美元,因为店员是一种智力活儿。
“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富豪们一掷千金去购买毛毯,却只肯给女工两百美元一个月。他们买一张毛毯的钱就可以把两个女工的一辈子都包下来!土生土长的黎巴嫩人宁肯失业闲着也不做这些低级活儿,富人们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劳工,这些劳工为了挣那一点钱,甚至连最基本的权力都要放弃。”巴基斯坦马麦德愤愤不平地说,这一刻,他比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都更加充足。
比如,妇女最基本的权利是生育权,但是,黎巴嫩政府却规定,任何一个来务工的外国妇女都必须放弃怀孕权,不管是与合法的丈夫,还是与主人发生关系,妇女只要怀孕,就立即丧失一切权利被遣送出境。
黎巴嫩人对劳工的态度,到最后国际社会看不下去了,印刷了不少指导小册子,告诉劳工们如何在卑微的境地找到一些维权的手段。巴基斯坦马麦德就送给我一本这种小册子,书的封底显示,资助这个项目的除了世界劳工组织阿拉伯国家分部之外,竟然还包括欧盟和瑞士发展合作局(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SDC)这些看上去八竿子打不到的机构。
“这就是黎巴嫩富裕的一面。”巴基斯坦马麦德总结说,黎巴嫩之所以这么富裕,还得益于“内战遗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黎巴嫩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大量的黎巴嫩人逃出了自己的国家,在海外居住的黎巴嫩人比国内的还要多。这些黎巴嫩人经过奋斗,大都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黎巴嫩和平之后,许多人都选择长期或者短期回国居住,将大量的资本倾注在这个方圆只有一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加上黎巴嫩政府集中资本打造,形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富人区。
“但如果你认为黎巴嫩只有富人,那就错了一千遍了。”巴基斯坦马麦德说道。
什叶派带我看——黎巴嫩的阴暗面
他们认为:难民问题,政府故意视而不见
对于黎巴嫩贫穷的一面,是由土耳其马麦德带我去了解的。当我们从富裕的Downtown走向南边的平民区时,黎巴嫩又变成了另一个模样,豪华的酒店和楼房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狭窄的街道、四处的垃圾、破旧的楼房,几十年内战的痕迹都一一出现在眼前。
如果更往南走,从首都贝鲁特去往南方的城市泰尔(Tyre),又是另一番景象,在那儿有着黎巴嫩最大的难民营,这些难民来自巴勒斯坦。在难民营大门口,警察把守着入口禁止外人出入。泰尔的贫民区街道上仍然悬挂着众多大幅的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画像。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已经死了10年,仍然是巴勒斯坦人心中的旗帜人物。
泰尔的小贩。泰尔是靠近以色列的城市,这里充满了巴勒斯坦难民。这个城市曾经吸引了莎士比亚的目光,他把一个剧本的背景放在了这里,剧本名称是:泰尔亲王佩利克里斯(Pericles, Prince of Tyre)。
西顿老城区。南部城市西顿是另一个收容难民的地方。
从1948年以来,在以色列的驱逐下,大量的难民从巴勒斯坦来到了黎巴嫩,几十年后,难民们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他们仍然过着肮脏贫穷的生活,无法享受良好的教育和公平的环境。黎巴嫩的富豪们在贝鲁特享受着豪华的生活,却无视逃难的人们在难民营中烂掉。
按照两位马麦德的看法,不是无法吸收难民,而是黎巴嫩政府不想这么做,他们故意把难民区分开,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
黎巴嫩政府之所以要隔离难民,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宗教和人口结构。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宗教结构,在建国之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几乎平分天下。黎巴嫩的基督教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叫马龙派(Maronite)。而伊斯兰教也分成了好几派,逊尼派(Sunnis)什叶派(Shiites)平分秋色。另外,当地还有一个特殊的教派:与世无争的德鲁兹派(Durze)。
黎巴嫩建国时,基督徒大约占了一半,伊斯兰占了人口的另一半,人口的势均力敌在政治上也产生了一种平衡,基督徒的权重稍微重一点。如果将大量涌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属于伊斯兰逊尼派)吸纳,那么黎巴嫩的人口结构势必向伊斯兰教倾斜,这是基督徒不愿看到的。所以,政府宁肯装作看不见难民问题,将他们隔离起来。
贝鲁特,夹杂在楼群之间的教堂。黎巴嫩是一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平分天下的国家。
但这种隔离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上世纪70年代,当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PalestineLiberation Organization)进入黎巴嫩之后,展开了武装斗争。巴解组织不仅要打击以色列,还要和黎巴嫩政府作对。黎巴嫩政府突然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无孔不入的游击队。于是,黎巴嫩逐渐解体了。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当不堪巴解组织骚扰的以色列终于决定动用武力入侵黎巴嫩时,这个国家更加碎片化,巴解组织、以色列、政府军乱成一锅粥。黎巴嫩的邻国叙利亚也参与了进来,形成了一派势力。
另外,另一派更加强硬的势力也在形成:真主党。当以色列、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都有着本派的代理人时,作为国内少数派的什叶派也决定寻求自己的势力,他们依靠伊朗的帮助,组建了一支令人色变的武装部队——真主党武装。他们人数虽然有限,却依靠着不要命的作风赢得了地位,甚至超过了政府军的风头。
即便黎巴嫩内战停止后,真主党仍然拒绝交出武器融入政府军,他们虽然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到黎巴嫩政治之中,却又保留着独立的军队。
当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巴解组织也已经回到巴勒斯坦执政去了,人们才发现,清洗完一地鸡毛,身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仍然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
巴基斯坦马麦德甚至谴责黎巴嫩政府拿难民问题做生意:由于难民的存在,国际社会给予了黎巴嫩不少的援助,这些援助中有一部分被黎巴嫩政府挪用去盖高档的商业区,补贴了本来已经很富裕的人们,维持了政府的运转,以便在将来向国际社会索要更多的援助。
“这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处于一个失败的中东”
他说:就算是最富裕的人,也要做好走人的准备。
“你认为现在黎巴嫩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吗?”土耳其马麦德再次问道。
在两位穆斯林看来,黎巴嫩的战争不会结束,就像中东的战争不会结束一样。一个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有着大批的难民,宗教问题、政治问题都越来越突出,邻国在打仗,战争就不会远去。
当我们站在贝鲁特富人区的灯火通明中时,旁边就是手持卡拉什尼科夫(一种自动步枪)的士兵,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而在不远处的蓝色清真寺旁边,则是停放前总理哈里里(Rafic Hariri)灵柩的帐篷。哈里里就是贝鲁特富人区的主要开发者。在黎巴嫩内战时期,这位幸运儿跑到了沙特,成为了沙特王室的座上宾,依靠给国王做工程大发横财。由于有沙特的撑腰,他组织了结束内战的和平谈判,并担任了新黎巴嫩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在总理任上,为了建设新黎巴嫩,他主持开发了这片著名的商业区,本人也变得更加富有。
2005年情人节那一天,已经不再担任总理的哈里里被刺杀,他的死亡引起了一场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迫使从内战时期就驻扎在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撤走了。只是,哈里里被刺杀十年后,其灵柩仍然被临时停放在那儿,谁刺杀了他,至今仍然是一片迷雾。
贝鲁特市中心的豪华集市区(Souks)。体现了贝鲁特重建的成绩,由哈里里当政时精心打造。
贝鲁特的蓝顶清真寺。清真寺的旁边,就是停放被刺杀的前总理哈里里的帐篷。
在北方城市的利波里(Tripoli),叙利亚内战曾引起了一场骚动。我到达利波里时,骚动刚刚恢复平静不久,街道上还满是装甲车。作为全城制高点的十字军城堡曾经充斥着游人,如今却被军队占领,城堡内的博物馆也早早撤出了文物,城墙上的古代射击孔边,堆着沙袋和瞭望镜。在城市中,人们的生活依旧,却又带着被战争和冲突折磨得心力憔悴的痕迹。他们谁也说不清,何时冲突又将重启。
在黎巴嫩东部,叙利亚的战乱又带来了另一波难民潮,黎巴嫩政府在想方设法地堵截着这些难民。当我坐车从贝卡谷地(Bekaa Valley)回首都贝鲁特时,由于谷地处于黎叙边境方向,一路上军车众多,哨卡林立,士兵的检查一道接一道。
的利波里,十字军时期的城堡上,架着奥斯曼时期的大炮,大炮上放着现代的沙袋和观察镜。这里的战争从古持续到今。
的利波里,老城区和背后的十字军城堡。这里刚刚发生过骚乱,人们的生活刚刚恢复正常。
我在贝卡谷地看到的黎巴嫩山。这里是什叶派真主党的据点之一。伊朗在这里秘密训练真主党。
黎巴嫩的逊尼派、什叶派都在争相把自愿者送往邻国的战场。在东部,极端组织的人员不断地从叙利亚越境,骚扰和袭击黎巴嫩的人民。
“这就是你看到的景象,”土耳其马麦德总结说:“一个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国家,四处是军队,没有人有安全感,就算是最富裕的人,也要做好走人的准备。”
接着,他又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不要说这个国家的人,就是在黎巴嫩工作的联合国人员都知道局势。他们装作在这里维持着和平,可是,在贝鲁特的港口里随时都停着一艘美国军舰,一旦有事情发生,联合国的人就坐着这艘船逃走。他们只会在和平的时期来维持和平。”
巴基斯坦马麦德带我去看过那艘军舰,如同一头灰蒙蒙的怪兽停泊在港口,望着这个复杂的国家。
“这个国家从长期来看,是维持不下去的。这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处于一个失败的中东。”巴基斯坦马麦德总结说。在他看来,除了黎巴嫩之外,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无疑也都是失败的国家样本,整个地区都是失败的。
什么是成功的国家?
他们都没有明言。但也许,两人都试图按照各自的理想寻找所谓的成功。土耳其马麦德试图推广什叶派信仰,而巴基斯坦马麦德妄图用一种中世纪的教法国家(ISIS)来取代那些他认为失败了的国家。
人们建立那些稀奇古怪的政权,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对现实不满,并拥有强烈的自信,以为能够改造世界,让世界更好。但大部分时候,他们留下的只是狂妄和灾难。
每当看到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烧杀掳掠的新闻时,我都会想起巴基斯坦马麦德自信的眼神。(文、图/郭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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